纪念胡耀邦总书记逝世31周年

　　1980年2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书记处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4月15日晨,胡耀邦逝世，至今已有31个年头。为了表达世界各地胡氏宗亲对胡耀邦的深情怀念，今本网编发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胡启立《我心中的胡耀邦》等缅怀、回忆胡耀邦的文章，以示纪念。

　　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5年11月20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追思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苏区的“红小鬼”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他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开创建立了不朽功勋。

　　100年前，胡耀邦同志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那个时代的中国，风雨如晦，国运飘摇。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顽强奋斗、上下求索。少年时代，胡耀邦同志就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艰难时期，胡耀邦同志依然投身革命，在革命根据地从事青少年工作。他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革命根据地建设特别是青年团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

　　胡耀邦同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到达陕北后，他领导的“扩红”、“筹款”和青年工作成果显著，受到毛泽东同志称赞。他曾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加强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战斗在第一线，率部转战华北和西北地区，参加领导了张家口、石家庄、太原、宝鸡等战役。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同志率部进军大西南，在肃清残余反动势力的同时，积极推动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他在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期间，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邓小平同志曾评价这个时期胡耀邦同志在川北的工作是搞得好的，“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后，胡耀邦同志先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在主持团中央工作10多年时间里，他忠实执行党中央指示，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富有青年特色的活动，团结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特别强调坚持党对青年团工作的领导，提出团的工作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员青年，在全团倡导“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

　　1962年，胡耀邦同志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起，他先后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关心群众、扎实工作，推进了当地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遭受严重迫害，但他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时，他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整顿方针，实事求是反映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科技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胡耀邦同志开拓进取、勤奋工作、顶风破浪、披荆斩棘，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在1981年6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期间，他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

　　胡耀邦同志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推动党的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得到平反昭雪。

　　胡耀邦同志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全面改革的思想，强调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改革贯穿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为推进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坚决拥护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欠发达地区建设事业，指导经济特区改革试验，强调要利用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他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他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做了大量工作。他坚持党的外交方针政策，明确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为新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推动我国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耀邦同志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强调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发展党内民主，整顿党的作风。他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推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满腔热情关怀和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坚定不移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

　　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斗探索，既创造了欣欣向荣的伟大事业，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胡耀邦同志就是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胡耀邦同志从青少年时期起就立志高远，要做新制度的建设者。自从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后，不论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建设年代、改革开放时期，他都坚持理想信念，坚韧不拔奋斗、探索、前进。他说，理想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我们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的最高理想是共产主义，一定要讲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不能离开这个最终目标。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一些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他旗帜鲜明指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他强调：“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向马克思请教，认真学习他的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打铁还需自身硬，硬就硬在我们共产党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党同志要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胡耀邦同志题写的一副对联。胡耀邦同志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他说，共产党人参加工作，不是为了享福，要在为人民服务中去追求人生的乐趣和价值。他强调，脱离群众是危险的，联系群众才有智慧，认为自己一切都行了，不再需要深入实际依靠群众了，对群众的意见不当一回事，特别是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难听进去了，于是就危险了！他语重心长告诫各级干部，经常到基层去接触群众，心里才会装着人民，才会时刻想着人民，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做一些实事、好事。他强调，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胡耀邦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考察，每到一处，他都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谈改革、话致富，为当地发展出主意、想办法，勉励广大干部群众发愤图强，使经济尽快发展起来、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全党同志要时刻把人民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中央的要求与人民的期待紧密结合起来，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为群众谋利益、谋福祉上，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胡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并躬行实践。他说，共产党员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别的什么吃饭，靠别的东西吃饭终究要上当吃亏。回顾历史，他告诫大家，干一切事情，都不能从本本出发，从小道道出发，从迷信出发，从想当然出发，而是要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冲破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错误的观点和模式，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改革，才能全面开创新的局面，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身体力行、不断探索，为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实事求是，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是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全党同志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把握规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用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努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马克思说，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胡耀邦同志崇尚干实事，他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当平庸之辈，更不能当昏聩之徒，而是要做有为之人。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既有远见卓识又有求实精神的革命者。共产党员要会干实事，多干实事，不是应付上面，更不是图虚名。他强调，只要情况清楚，意见一致，又敢于负责，就不要搞烦琐哲学、形式主义的东西。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为千千万万的人民服务，千辛万苦，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的一定要挺身而出，该表扬的一定要表扬，该批评的一定要批评，至于个人的成败利钝，一概不在话下。他经常用自己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或过错教育同志，要大家引以为戒。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

　　面对当前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同志要有所作为、有所进步，就要敢于较真碰硬、敢于直面困难，自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努力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同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都有深切的感受，他一身正气、品节高尚。他总是教导大家要有公道待人的好作风，要有刚直不阿的革命正气，要理直气壮、光明正大地讲党性、讲公道话。他宽以待人、顾全大局；他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坚持任人唯贤、五湖四海。他提出要同存在着的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扭转风气，窍门就是抓住不放、顽强到底。他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严肃指出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抓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这件事。对自己和家人，胡耀邦同志的要求格外严格，他说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

　　公道正派才能出清风正气，廉洁自律才能塑良好形象。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要靠全党上下不懈努力。全党同志要严守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从而凝聚起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

　　同志们、朋友们！

　　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改革开放以来，老一辈革命家为之奋斗的事业大踏步前进了、发展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我们要团结一心、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这是我们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最好纪念。

　　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胡耀邦

　　(2010年04月15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编者按：今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出温家宝文章：《再回兴义忆耀邦》，全文如下：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胡启立：我心中的胡耀邦

　　(2005年12月07日 来源：国际在线)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团中央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紧张，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话？毛主席如果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哪些事该向毛主席汇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体谅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耀邦同志找我来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紧张情绪，说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关心爱护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紧张，随后又对我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辅导和帮助。他启发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那问题就多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耀邦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叙述，不厌其烦地帮我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是学生代表，要从学生的要求角度提出问题，不能从团干部角度提问题。于是我又把同学们的意见归纳为想听形势报告，但一些领导同志请不来；想参观工厂，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去；毕业后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容易悲观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帮我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针对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毛主席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话。毛主席说：“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也不会像探照灯那样，笔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老一辈人死了，困难就是青年人的了，当然，那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好些……”

　　毛主席的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该有很多艰难，和平时期也会有困难，但怎么会比战争时期困难更大呢？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反右运动、庐山会议、“文革”动乱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和人世的兴衰荣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这段话的分量。

　　回头想一想，如果不是当时耀邦同志启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听不到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耀邦同志手把手地帮助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上的第一堂课。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

　　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服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始终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把当时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有了这个人生态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斗争时，个人也没有多么绝望和悲哀。由于党多年的教育，特别是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支持我度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击。

　　　耀邦同志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1982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这个意思，他当年对我讲过，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自觉，除了他个人的历练、修养，还与他对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直接相关。他常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使党内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现了家长制，导致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我们党的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耀邦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念念不忘这个历史教训。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了中办主任后去拜访老领导，有一次见了叶剑英元帅，叶帅问我，你们民主集中制怎么样？我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要反复讨论，最后集体决策。叶帅说，那很好。你读过《出师表》吗？其中有一段话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党付出鲜血的代价得来的教训，每当我们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每当我们的党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会遇到挫折、失败，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我觉得叶帅和耀邦同志在党内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则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耀邦同志博大胸怀和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同志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持有异议，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尽管耀邦同志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满心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当他耐心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久违了的党内民主终于又回来了。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这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耀邦同志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时是有意识地启发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允许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他辩论。他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经验教训，耀邦同志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他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有保留意见，甚至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书记处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

　　据我的观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简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志的又一鲜明特征。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耀邦同志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地投入，说他是夜以继日一点都不夸张。耀邦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边上，但他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勤政殿。耀邦同志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中办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耀邦同志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

　　考虑到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确实，我们送耀邦同志的报告、文件、请示等，他从不积压拖拉，总是很快就批示下来，生怕误事。

　　工作上雷厉风行、紧张有序是耀邦同志一贯的作风。1984年1月，耀邦同志到贵州安顺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耀邦同志坚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好，又有大雾，省里陪同的领导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天明再出发，他坚持不肯。夜间12点钟，车到望漠，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望漠那个地方很穷，身边同志到当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几个单人床。于是，他就在县委书记办公室里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人员便在会议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他看到街上很热闹，卖东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边小摊卖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耀邦就说，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饭吧。说完他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胡耀邦总书记，于是呼拉拉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耀邦同志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

　　还有一次，耀邦同志要上西沙，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虑，不赞成他去，劝他说耀邦同志不要去了，那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去的，你去了会给人家增加麻烦。耀邦同志说：我去不是为了吃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高级干部，不能老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区转来转去，我们国家的边边沿沿，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有机会都要去看一下。耀邦同志带了个头，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

　　1985年4月，我随耀邦同志一起出访南太平洋诸国，12天跑了5个国家，外事活动全都安排得满满的，会谈接着会谈，公报接着公报，忙得无暇他顾。回来后，跟着我们出访的工作人员打趣地说，我们跟着总书记去了一趟澳大利亚，连袋鼠是什么样儿都没看见就回来了。

　　当了总书记，怎么把党的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好，耀邦同志真叫殚精竭虑。他吃饭在想，散步在想，火车上在想，飞机上在想，脑子一刻不停。耀邦同志非常注重在基层调查研究，一有机会就往工厂、农村跑，到群众中了解真实情况，体察群众的疾苦，摸清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在他当总书记四年时间里，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到了地方，又敞开心扉，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

　　耀邦同志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历来都主张轻车简从，他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为此，他不知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多少脾气：你们干嘛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给我帮倒忙嘛！你们知不知道，让我脱离群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耀邦同志率先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时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不去了，临时决定去某个没有准备的乡镇村寨考察。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设法努力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个人谋取过任何的利益。耀邦同志的哥哥一直在农村当农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次到北京来找他，希望帮助给找个工作。耀邦同志对他说，我们全国有8亿多农民，如果每个家庭有一个人能出来工作、挣工资，就不错了。我们家我已经出来了，如果你还要出来，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么办？劝服了哥哥后，他从自己工资里给了哥哥200元钱，他哥哥回家还是继续当农民，直至去世。耀邦同志还有一个侄子，省里给安排当了干部。耀邦同志知道了，专门给省里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因为我是总书记就给他安排，要靠他自己奋斗。结果硬是又给退了回去。

　　耀邦同志一向反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饭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非常简朴。记得有次开会，耀邦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这次我到省里去，他们给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一再说了，大吃大喝不行，咱们讲个价钱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让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面还是不听！后来，耀邦同志再到下边去，就变了个法子：刚上两三个菜，他就抓紧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跟着走，宴会不结束也得结束了。平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给耀邦同志送来土特产品，他总是转交给托儿所或大食堂。

　　耀邦同志家住的是一个旧式四合院。他住进去前，负责后勤的同志几次提出要给他翻盖个二层楼，都被他拒绝，最后只是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耀邦同志在那个旧房子住着直到逝世。

　　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

　　耀邦同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处世的典范。

　　耀邦同志一直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做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耀邦同志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个人也遭遇过种种磨难和不幸，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圆滑、世故，相反，他对党、对组织、对同志，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对干部，他主张桌上桌下一本账，有什么意见当面说，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待人处世从不搞阴谋诡计，从不搞权术，从不算计别人，他以己度人，也从无防人之心。有一次，当我向他反映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言，他说，我为党、为人民工作，问心无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别人说三道四怕什么？你不要听，也不要怕这些东西。

　　耀邦同志任人惟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记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长期间，接到中央调令，让我到中办工作。我当时正在抓拆除地震棚和引滦入津几件直接关乎市民生活的大事，还来不及交接。就在这个时候，又接到习仲勋同志的电话。仲勋同志催促说，启立你怎么还不来啊？小平同志点名调你，你马上到中央来报到。接到电话我未敢迟疑，立即到中办报到履职。到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调一些干部到中办工作。为此，我去向耀邦同志请示。耀邦同志同意，但他特别叮嘱我说，选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眼界要开阔，不能只从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选。

　　按照耀邦同志的交代，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让各省市党委推荐，然后从中挑选一部分年轻优秀的干部借调来中办工作。就这样，先后从各省、市、自治区借调了几十名同志轮流来中办帮助工作。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既加强了中办的干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联系，还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那些在中办工作过的同志，回去后不少人成了当地党政部门的骨干，有的还提拔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件事，生动地说明耀邦同志在干部问题上胸怀广阔，坚持原则，公心可鉴，从来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同志的纯真还体现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时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始终是相通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有些同志经不住考验，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还包括中高级干部搞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耀邦同志忧心如焚。那一个时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从自己身边抓起，从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认为中央机关应当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8000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动真格的坚强决心。

　　记得就在8000人大会过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边上散步，耀邦同志问我，8000人大会以后，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反腐败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我说，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较好。耀邦同志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我们要做到光明正大，铁面无私。当然，要精心细致，防止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但是，我们决不后退，决不手软，当然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走了几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来，转过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这句话，如千钧重锤，字字震撼我的心灵。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这句话，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如同惊雷从心头响过……

　　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离开了我们。党中央在悼词中评价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跟随耀邦同志多年，有长时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同时，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导师，我的兄长，我最亲近的朋友。

　　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胡耀邦去世27年间 中央领导人如何纪念他

　　(2016年4月14日 来源:新京报)胡耀邦逝世后，各类纪念活动不断。中央召开纪念座谈会，他不少亲友和曾经的下属都发表纪念文章，近年来，相关影视剧等作品也多次讲述胡耀邦的故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政事儿”注意到，今天，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纵览》杂志，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发了《胡耀邦结缘金寨青年》一文，讲述了胡耀邦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数十年交往的故事。

　　胡耀邦喜欢同年轻人打交道，做朋友。罗炤是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1963年在北大读书时跟胡耀邦相识，此后相交26年，文革期间也未间断。

　　1999年胡耀邦逝世10周年，罗炤发表了《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纪念文章，“谨将绵绵的追思写成此文，向深深地影响着我的人生与治学道路的胡耀邦伯伯遥献一瓣心香”。

　　中央两次高规格纪念活动

　　“政事儿”统计，胡耀邦逝世27年来，中央层面的纪念活动至少有两次。

　　最近一次是2015年1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中央政治局七常委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回顾了胡耀邦的生平：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苏区的“红小鬼”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

　　习近平指出纪念胡耀邦，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就是要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就是要学习他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

　　“政事儿”注意到，还有5位与会代表在此次座谈会上发言。他们分别是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

　　这次座谈会前一天，也就是2015年11月19日，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胡耀邦文选》出版。座谈会当天，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新影集团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文献片《胡耀邦》，在中央电视台综合播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胡耀邦画册》出版发行。

　　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的秘书高勇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他接受“政事儿”专访时说，“这次（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对胡耀邦的纪念是最高规格，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文选也出版了”。他表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印象很深。他对胡耀邦的评价很高，还用了几个新词，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彪炳史册等等”。

　　另外一次是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领导有时任总理温家宝，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等。

　　曾庆红在会上发表讲话：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这次座谈会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传》（第一卷）在全国发行。

　　江泽民、胡锦涛等前领导人怎样纪念胡耀邦？

　　据“政事儿”了解，多位前领导人在任或卸任后曾到访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园。

　　一位在胡耀邦陵园十余年的工作人员告诉“政事儿”，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官正、乔石等领导人都曾到过陵园。另外，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也曾来过这里。领导人前来通常是先到墓碑处瞻仰，沿着墓碑走上一圈，然后到陈列馆参观。

　　在江西共青城一位老垦荒队员家中，“政事儿”看到了一张老照片，是江泽民与多人合影的场面。这位老垦荒队员介绍说，这是当年江泽民到共青城视察时的合影。胡耀邦陵园的一位讲解员告诉“政事儿”，江泽民曾在1995年来到胡耀邦陵园。

　　1995年，江泽民到共青城视察时的合影

　　“政事儿”注意到，据《中华儿女》报道，两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14年4月14日上午，“在已故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5周年前夕,胡锦涛一行前往湖南浏阳中和镇胡耀邦故居，逗留一小时，期间向胡耀邦铜像鞠躬致敬”。

　　在胡锦涛之前，多名领导人曾参观胡耀邦故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发的《走近湖南省浏阳市苍坊村：胡耀邦故居》提到，自2005年以来，胡耀邦故居共接待了包括曾庆红、吴官正、贺国强、王兆国等中央领导。

　　2006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吴官正来到湖南考察。新华社报道：“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4月11日上午，驻足胡耀邦故居陈列室，回味胡耀邦同志生前说过的这句话，吴官正面色凝重。

　　2008年4月10日至1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的贺国强在湖南考察时，瞻仰了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故居。

　　除了到胡耀邦故居、江西共青城，“政事儿”注意到，一些领导人还曾发表纪念文章。胡耀邦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期间，温家宝曾任中办副主任。2010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1周年纪念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再回兴义忆耀邦》一文，回顾了1986年他任中办副主任时，跟随胡耀邦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等贫困地区调研的经历。

　　1986年，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到贵州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右二）、时任中办副主任温家宝(右一)等人合影

　　“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温家宝写道：“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胡启立曾任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2005年12月7日，他发表万字长文《我心中的耀邦》，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2004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5周年纪念日，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在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讲话稿后来以《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为题，公开发表。次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田纪云再次发表纪念文章《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此外，2014年，李长春新书《辽沈大地改革潮》出版，刊发了胡耀邦照片。书中讲述了1984年8月，时任总书记胡耀邦曾经在火车上听取李长春汇报沈阳经济情况。

　　家人追思

　　胡耀邦共三子一女，分别为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小女儿李恒。胡德平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湖曾任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胡德华曾任中科院软件中心负责人，后下海经商；李恒曾任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

　　“政事儿”注意到，2011年2月，由胡德平所写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书的前言中，胡德平写道：“本书的作者，既是一名中共党员，又是书中主人公之子。本人不回避这两重角色和关系，现将耀邦同志这一时段的心灵史呈献世人，任凭浏览评说。”

胡德平

　　2011年，满妹（李恒）所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出版发行。书中回忆了胡耀邦1989年4月8日病发到4月15日离世这最后的一段日子；还讲述了1987年辞去总书记职务后的生活。书中还引用胡耀邦曾经调侃教条主义的诗句，“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骑牛，酸甜苦涩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影视作品中的胡耀邦

　　“政事儿”注意到，2008年11月央视一套开播电视剧《浴血坚持》中，出现了胡耀邦的形象。该剧讲述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守在苏区的红军在陈毅等指挥员的领导下，坚持三年游击战的故事。

　　《浴血坚持》是第一部出现胡耀邦青年形象的电视剧。胡耀邦出现的镜头并不多，其中一个是在转移前，他与其他少共成员互换礼物并合影留念。

　　2012年3月开播的电视剧《红军东征》，是一部再现1936年红军东征并取得重大胜利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展现了青年胡耀邦的革命经历，重点描述了胡耀邦在开展群众工作时的表现，曾亲自到晋商家中道歉等故事。

　　2014年8月开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影视剧中首次出现了赴中央工作后的胡耀邦，讲述了1975年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职务，领导起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的过程，还有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参与的平反“冤假错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历史转折的邓小平》中胡耀邦剧照

　　2015年11月，电影《青春激荡的岁月》在全国公映，这是一部以胡耀邦为主角的电影。影片将视角放在1952年至1957年5年间，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时，带领青年投身建设新中国，开垦北大荒，建设共青城等。据媒体报道，电影中胡耀邦身为父亲和丈夫的剧情，让儿子胡德平和家人在荧幕前感动落泪。（新京报记者 王姝 贾世煜 实习生 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