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原副会长胡溪涛在北京逝世 享年96岁

　　中国航空研究院原副院长、原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原副会长胡溪涛同志，于2021年1月10日0点22分在北京家中逝世，享年96岁。根据老人家遗愿，不设灵堂，不搞任何吊唁活动，一切从简。遵从胡老遗愿，老人家遗体已捐献给协和医学院。

　　胡溪涛，1925年1月出生于安徽无为，1939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作地方党的工作，历任区委书记等职;1945年10月调入新四军第七师，任团的宣传股长、师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师政治部组织部干部干事等职;1946年11月调入东北航空学校，任学生一队指导员、机械二期学员;

　　1949年12月起，历任空军三航校机务主任、空军工程部外场处教练机、歼击机科科长;1957至1964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弹道导弹总体设计专业学习毕业，分配至国防部五院(后改为七机部)一院一部(导弹总体设计部)，后调到四部，历任室主任、部副主任等职，主管液体、固体导弹型号总体设计工作，并曾担任东风四号弹道导弹及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主任设计师。1981年调任三机部六院(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1982年任三级部(后改为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1985年11月离休，曾担任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会长、东北老航校研究会顾问等职。

　　胡溪涛从80年代至今，为我国大飞机事业呼吁不止，奔走不息，是“航天四君子”之一，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依然牵挂着祖国的航天事业，拖着虚弱的病体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他对航天事业发展的建议......

　　世界胡氏宗亲联合总会在唁电中说：胡溪涛宗贤是一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国家和平建设时期以及他离休之后，对党的事业始终都忠心耿耿、奋斗不息；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本色。他的去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是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胡氏大家庭也失去了一位令人敬仰、爱戴的亲人！我们将永远铭记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做出的不朽功勋；永远铭记他为胡氏家族所赢得的荣光，学习他崇高的人格和伟大的情怀，化悲痛为力量，在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进程中，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

　　本网今编发中外新闻社记者胡树萌在2017年采写胡溪涛宗贤的通讯《绵绵不尽航空情》，以此表达对胡老的悼念和缅怀！

　　绵 绵 不 尽 航 空 情

　　——记原中国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

　　中外新闻社记者 胡树萌

　　前不久，记者在京如约来到胡溪涛老人的家里对他进行采访。令人惊叹的是，今年已经91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他向记者讲述了他参加新四军、到航空学校学习、参加研制火箭导弹、呼吁国家建造大飞机的故事……

胡溪涛向记者讲述战斗故事

　　胡溪涛1925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一名新四军干部。1946年进入东北航空学校学习。1958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任液体和固体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东风四号”、“长征一号”火箭主任，后称（总）设计师；“巨浪一号”技术负责人，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升空和潜射导弹的发射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曾任三机部第六研究院（中国航空研究院）副院长，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1985年离休。

　　1985年，胡溪涛从中国航空研制工作岗位离休以后，就一直不断地调研、写信给中央领导，提出意见，他坚信中国终究要建造自己的大飞机。到1997年，他的建议、文稿等就已经整理成书——《中国航空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他提出的发展我国航天航空事业的建议和报告，多次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被誉为中国 “航空四君子”之一，曾两次走进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讲述中国制造大飞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也作了同样发言。

　　他的名字始终同中国大飞机的命运连在一起，被称为“为大飞机工程奔走20多年的老人”。 2015年9月3日，胡溪涛作为中航工业抗日老战士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阅兵盛典。

　　他虽然离休30余年，但却时刻关注着祖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积极献言献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一个老航空人的责任感、使命感。

　　热血少年——入党 杀特务 打敌人 救伤员

　　胡溪涛1939年在安徽无为襄川小学上学时，也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他同情身边那些缺衣少食的穷人。他听说在上海外滩写有“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的标语牌、听说有“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听到“九一八”东北被日本强占、日本又占领上海、杀了我们很多军民……在他幼小的心中感到中国人民太受欺负了，外国人在中国四处横行，心中就有了反抗侵略“救亡图存”的信念。

　　1938年春天，那时他念五年级，由于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学校已经停课。一天，他到镇里的学校去，听到校园里正播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那悲壮激昂的旋律，强烈的震荡他的心灵让他泪水夺眶而出……他知道中国人不能被压迫、被欺负、要反抗、要战斗……

　　胡溪涛的爱国进步思想被当时的地下党组织发现，他在上小学六年级之前，邻村的一个共产党员是他家族中的侄子，经常找他谈心讲述革命的道理，启发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在这位侄儿的介绍下，年仅14岁的胡溪涛就秘密地填表加入了共产党，当时的家里和学校都是不知道的。后来他担任党支部委员，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不久，日本人打到无为，他就离开了家。先后到地方党的区县委，当民运队队员，工作队队员，做青年抗战的工作。后来他又当了一年多乡支部书记，在鬼子的据点下发展党组织、做群众工作。当时是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状态下工作。

　　1945年的春天，国民党进攻解放区，他们又到敌后开展对敌斗争，他带领民兵抓杀特务，打击敌人。在“敌我顽”三角斗争区任党的分区委书记，率领游击队，打击敌人。

　　胡溪涛老人用沉痛的语调向记者讲述了一次战斗后救助伤员的故事。一次，大部队从山上撤退下来要到解放区中心区，当地的地方部队留下来打扫战场，那次战斗牺牲了很多人。等到晚上，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打扫战场，把一个个牺牲的战士掩埋。有一个负了重伤的同志躺在水里，听到自己的人来了，才招呼他们，他们马上将他抱起来放到平地上，然后从老百姓家里借来门板，四个人将他抬起，送到后方去。胡老遗憾地说，他们当时都没有互问姓名、仅知道对方是个副连长……

　　进航校 与飞机结缘 进步成长

　　1945年10月，胡溪涛被调到新四军第七师当团宣传股长、师宣传队指导员，后来被调到师政治部当干部干事，管干部工作。1946年秋，新四军七师奉党中央军委命令，调一批年青干部去东北学习机械化，他从华东前线调到哈尔滨，进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学习飞机和发动机的使用与维护，从此和航空技术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老回忆说，这期间用了一个多月，他们从山东徒步走路到了龙口的一个小镇栾家口，在那里坐两个晚上的船到了安东（现在丹东），国民党正在进攻，辽东军区司令部通知说，在丹东待命。由于战况紧急，为了安全，他们发了黑色的棉袄去了朝鲜。在朝鲜有十多天，经过平壤等地到达哈尔滨进入东北航空学校。

　　胡老向记者讲述起他第一次看见飞机和第一次坐飞机时的感受：1946年，我21岁，见到了两次飞机。一次是春天在山东峄县见到三人小组停战谈判来的飞机，一听说飞机来了，大家都跑去看，就看了一下，没什么印象。第二次是冬天已调入东北老航校，在牡丹江机场，学校组织大家去看一下飞机，看到飞机前部有很多的仪表，有螺旋桨，那时候才知道飞机有轮子。我就问，怎么飞机还有轮子，别人都笑起来了，那就说明我是很土包子的，好多都不明白。我第一次坐飞机是在1947年冬天，我在一架修好了的日本破烂的叫九九高练飞机上实习。从日本人在东北各个地方丢弃的破飞机里，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到了我们航空学校，修理厂把它修好了，成了我们训练飞行员用的飞机。教练机一般坐两个人，我就坐在后座。从来都没有坐过飞机的我非常高兴，笑得人合不拢嘴。上飞机时，背了个降落伞，飞机飞到高空的时候，我看见了大地上的村庄、湖泊，很美。一天里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飞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

　　对于一个在地方和军队做党政工作，当游击队员好几年，农村出身，科学知识甚少连飞机有大有小，有无轮子都不甚清楚的人来说，学习起航空来应当说是十分困难的。胡溪涛在航校虚心并刻苦的向我国及留用的日本航空人员学习，认真研究日式九九高练、双发高练、九九袭击机、隼式战斗机，美式P—51、B—25、C—46、C—47等飞机，学了飞行原理常识，飞机、发动机、电器仪表构造，特别是听了学校政委二十年代就到苏联进行革命和学习航空的老前辈学校政委王弼同志教的航空发动机原理，大开了眼界，使航空知识和技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949年冬，表现优异的胡溪涛在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的浪潮中，被推到了一个有100多架飞机的航空学校的机务主任的岗位上。在国家请来的苏联顾问，手把手地从Як—18、Як—11等各种飞机性能、机构、使用与维护、工程机务条令、职责、制度等言传身教的影响下，胡溪涛的业务水平，管理才能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在七个航校机务工作方面评比中，表现突出。Як—11的发动机活塞烧穿了，他写了《活塞为什么烧穿了》的稿件，被空军的《人民空军》杂志采用刊登了，苏联专家得知后，他们还向他表示了赞许和祝贺。

胡溪涛和夫人年轻时的合影

　　1952年，他被调到空军工程部外场处，主管了一段航校各种飞机和全军歼击机的使用维护工作，接触的范围广了，眼界也更开阔。一次他领受了给空军首长到直属队团以上干部讲解空军几种典型苏式飞机的讲课任务。他认真备教材、编讲义，从胆怯到把课讲了下来，并且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他还利用总结经验教训的办法推动工作，专门主持多次专业会议，如Як—18、Як—11维护经验交流、贯彻机务条令经验介绍等，受到了各有关单位同志欢迎。在参加接受苏联驻旅大空军装备的过程中，了解到苏军维护组织有了变更，根据我军的情况，为了加强专业化、提高维护效率，他又受空军工程部领导的委托，组织了空军新机务组织的试点推广工作。

　　考入哈军工学导弹 助力第一颗卫星升空 潜射导弹发射

　　1956年，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胡溪涛迫切感到自己文化水平低，影响对先进航空科学技术的掌握，经组织同意，他从1957年春去空军速成中学攻读高中文化课并在同年秋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预科，这时他已32岁，在1958年秋升入了这个学校的本科，学习弹道式导弹总体设计专业，一直学了五年八个月，以良好的成绩，在39岁时走出了校门······

1958年胡溪涛（前排左六）与战（学）友合影

　　胡溪涛经过几年的大学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丰富很多。在他入党20周年时，写了一首小诗表达自己的心情：入党二十载，收获有几何？思想大解放，知识增加多……

　　1964年夏，胡溪涛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液体弹道式导弹总体设计部工作。从总体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做起，后来他作为总体设计部的副主任并担任了主任（总）设计师，主持了远端液体导弹“东风×号”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工作，“东风×号”以后上了天并又再加一节三级的条件下，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宇宙空间。后来他又被调到固体弹道式导弹总体设计部工作任副主任。主管“巨浪一号”固体潜地导弹设计工作，历经艰苦奋斗，先在陆地发射成功，后在潜艇水下发射获得了成功。“巨浪一号”是中国第一型固体战略弹道导弹、第一型潜射导弹，它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潜艇水下发射核导弹，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

　　作为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他为导弹发射、卫星升天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退而不休 为大飞机建造奔走呼号二十余载

　　胡溪涛——这个名字始终与中国大飞机紧密相连，从1946年进入东北航空学校学习开始，他便与航空领域结下缘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被排挤到了四川航天三线工作后到江苏省航天局工作。在这工作后不久，因为原来他是学航空的，中央组织部调他到了三机部，担任中国航空研究院当副院长，负责所有的飞机的试飞和空空导弹研制试飞工作。1982年被调至航空工业部任飞机局局长。他从1984年开始先后多次调研建议中国要制造自己的大飞机，被评价为“为大飞机工程奔走20多年的老人”。

胡溪涛东北航校毕业证

　　1984年3月3日，胡溪涛写给中央的一封关于发展民用飞机方面的信件引起重视，他在信中呼吁，我国要抓紧民用飞机的研制。后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批示：“这种事必须狠狠抓”。

　　1985年，胡溪涛离休后，共产党员永不退休的责任感不时激励着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大飞机制造事业。退下来后，他就更集中精力考虑中国大飞机怎么办，所以不断地做调研提意见，要求造大飞机。

　　1986年，他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沈元、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季文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张阿舟，联名向邓小平同志上书《千方百计尽早提供和使用国产干线飞机》，四位元老专家也因此获得了“航空四君子”的雅称。此后，胡溪涛不断向历任中央领导层建言，建议尽快启动中国自主的大飞机研制工程。

　　2006年3月14日，胡溪涛正准备再次写信给温家宝总理，这次他要说明的是如何建设中国的大型客机。然而就在这一天，他的建议得到了正式的反馈，在当天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通过了“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其中第10章就明确指出发展干线飞机，中国人建造大飞机的梦想再次被点燃。而多年来，一直为此奔走呼吁的胡溪涛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

　　2007年3月18日，国务院正式立项上马大飞机制造项目。得知此消息，当年已85岁的胡溪涛像孩子一样高兴......

2016年胡溪涛参观东北老航校预展馆

　　胡溪涛对中国大飞机的发展，确实做了多次调查研究，联合了不少关心国家航空工业发展的人士，一再向国家写出建议报告，受到了许多赞佩。中央电视台二次邀请他代表中国大飞机发展的视频讲话就是例子。

　　胡溪涛所说的大飞机，一般指起飞总重量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大型民用飞机就是指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在技术上有极高要求，其复杂的系统和高端的技术让许多国家望而却步。能否有大飞机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工业、航空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目前正式载客的民用飞机全部来自于进口，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民用客机A380已经达到了550个座位。

　　自从80年代中国制造的第一个大型客机运10下马以后，关于是否自主研发大型喷气式客机的争论就一直不断，这也导致了政策的出台几经波折。但是，胡溪涛却一直在支持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建造。提起运10，那可是胡老心底的痛。

　　1980年9月26日，运10首飞一举成功，之后它飞遍祖国的东南西北。它曾到过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满载记者飞过国内最远的航线——上海至乌鲁木齐；最冷的季节里，满载新鲜蔬菜，飞到祖国最北的哈尔滨；大雪纷飞中，飞上云贵高原，到达昆明；数九寒天，满载救灾物资，七次进入雪域高原，安安稳稳地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运10以它优异的表现，向世人昭示了它的成功。

　　然而，还没有走完试飞的全过程，运10就被迫下马，犹如一个健壮英俊的少年夭折了。

　　运10是在我国尚处于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下起步的。在研制过程中，既充分贯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尽了最大努力学习和借鉴西方大型喷气客机的先进技术和标准，冲破了传统的以仿制为主的技术框架。正因为运10正确地处理了“立足自主创新与努力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关系，才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成果。作为我国第一架具有完全自主智慧财产权的大型客机，运10是我国民用航空产业披荆斩棘迈出的第一步。

　　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间，在批判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否认客观存在的技术差距和学习外国必要性的“极左”思想的同时，又出现另一种片面性。在一些人看来，什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之类都过时了，只有“引进”、“合资合作”和“市场换技术”才是技术进步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然而，近20年来中国大型客机发展的曲折经历说明，在航空工业这样的战略性领域，是不可能轻易获得核心技术转让的。回过头来，人们不得不叹息：运10，可惜了！

　　如今当年那架运10还在上海，胡老几次去看时都不禁痛苦和难受。30多年一晃而过，岁月沧桑，让他感慨万千：“其实，20多年前，我们就有机会成为第一流的航空工业强国。运10可以说是个悲剧，说得直接点，当年运10黄掉，就是因为当时的一些行业领导对这个问题有偏见，觉得中国自己搞不出大飞机。于是和美国麦道合作，引进了MD82飞机来组装，后来装了35架之后人家就撤走了。我们丢了运10也没有了MD82，人家达到了目的，枪毙了运10。后来我们几次跟国外合作，有MPC75、AE100等，都是花了钱，人家就走，我们也就黄了，几十年花了钱和精力，结果什么都没有。”

　　胡老沉痛地说，“历史已经证明了，没有一个别的国家会来真心的帮助你发展飞机项目，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走出自己制造飞机的道路。无论是支线飞机，还是干线飞机，都是一样的道理。当然这并不排除我们吸收国外的技术和经验，甚至引进一部分技术和产品。”

　　胡老谈起离休后的感受说；行政事务工作不在身了，时间不仅稍多点，而且能被充分利用，做无用功少了，还比较超脱，受某些不必要的行政约束也较少。这些条件，就使自己对航空也包括航天的系统工程某些侧面，进行了一些认真的调研，而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例如在中央决定要抓高技术，执行“863”计划，进一步明确要“军民结合，以民为主”作为方针，他就联想到航空工业的技术应该抓什么？以民为主又应抓什么？在对干线飞机的过去研制情况，国际国内需要的趋势作了调研后，提出了《到了狠抓干线飞机研制的时候了》的意见。又如根据国际和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及管理情况、我国航空航天技术人员的要求，未来的航天飞机是航空航天工业高度结合的产物，依据中央体制改革的方针、决定和措施给予的启发，使他和一些同志在调研的基础上，写成了《对改革我国航空航天体制的初步探讨》的文章上报中央。

　　胡老说，我国拥有自己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已经100多年。1909年，冯如在广东造出了我国第一架飞机，比世界上第一架只晚了6年。我们现在就需要拿出冯如当年的那种精神，要让我们成为航空工业的强国，这是富国强军的需要……

　　大飞机制造项目的最终立项，离不开许多航空界、科学界前辈的几十年来的建言、奔走，胡溪涛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魂牵梦绕，希望属于中国的大飞机早日诞生，他们身体力行，推行大飞机立项的每一步。如今，他们终于实现夙愿，我国自主研发的C919和运20已飞上蓝天……

　　记者采访时，看到胡溪涛的书桌上就放着他新近向国务院有关领导写的建言书和有关部委领导听取他意见的材料。

　　胡老说；“我每年都会写几封关于大飞机项目的信给相关部门和领导，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我愿意在这一方面，量力而行，为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再多尽点微薄之力。

　　胡溪涛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深情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