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廷直：胡公文化传承的奠基者

　　胡廷直，系北宋名臣胡则的四世从孙。作为胡则四世从孙及南宋官员，其撰写的《赫灵祠记》与奏疏，为胡公信仰从地方俗神升格为官方正祀，奠定了法理与伦理基础。他通过文献编撰、信仰正统化及制度设计，将胡则塑造为兼具儒家德行与护国庇民神格的道德符号，成为胡公文化千年传承的关键转折点。

　　一、奏疏请命确立胡公正统地位

　　胡则逝世后，民间虽立庙祭祀，但其信仰长期混杂于佛教寺院与地方俗神体系中。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宋高宗赵构赐胡则庙额“赫灵”，但未明确其姓氏与功绩，导致“邦人以朝廷封爵不著姓氏，为封方岩神而识认胡公”（《敕赫灵庙额诰》）。胡廷直时任通判，敏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文化意义与政治价值，遂于隆兴元年（1163年）上奏朝廷，力陈胡则功绩，请求正名。他在奏疏中强调：“公被天子知遇……奏免衢婺民身丁钱，到于今受其赐”，将胡则的惠民政策与民众感恩直接关联，成功推动朝廷“始正封爵，特赐胡公显应侯”。

　　此奏疏不仅纠正了官方封号的模糊性，更赋予胡公信仰以儒家伦理内核，为其进入国家祀典铺平道路。此后，胡公信仰逐步脱离地方俗神体系，被纳入宋代官方封爵序列。

　　二、撰写《赫灵祠记》使胡公信仰体系化

　　胡廷直撰写的《赫灵祠记》，是胡公文化的纲领性文献，其核心贡献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历史叙事与神迹叙事的融合。文中既记载胡则生平功绩，如“奏免身丁钱”等史实，又融入神异传说。例如宣和年间方岩盗乱时，“池水涌沸，蛇蜒出现，雨泽辄应”，将胡则显灵护国与惠民德政并置，形成“生为名臣，殁为明神”的双重叙事。这种“史实加灵异”的书写策略，既符合儒家士大夫的理性精神，又满足民间信仰的神秘需求，成为后世传播的精神动力。

　　其二，儒家伦理的价值灌注。胡廷直在文中刻意强化胡则的儒者形象：“尚风义、重孝悌，生而正直，殁有灵威”，并借范仲淹《墓志铭》中“进以功，退以寿，义可书，石不朽”的评价，将其塑造为“忠孝节义”的化身。此举使胡则脱离民间“俗神”范畴，转型为符合儒家标准的道德偶像，吸引士人阶层参与信仰活动。

　　其三，祭祀制度的系统规范。《赫灵祠记》提出“庙而食之”的祭祀原则，确立方岩赫灵庙为祖庙地位，并推动“春秋祀典，有司骏奔”。胡廷直通过规范祭祀仪轨，将原本分散的民间自发崇拜整合为制度化的公共仪式，促使胡公信仰突破家族与地域限制，成为跨阶层的文化纽带。

　　三、权力互动使敕封与信仰合法化

　　胡廷直深谙宋代“封神政治”的运作逻辑。他利用南宋朝廷对地方信仰的收编需求，借宋高宗赐额“赫灵”之机，推动胡公信仰与皇权正统绑定。在《赫灵祠记》中，他刻意强调胡则与皇权的互动，“被天子知遇”“恩渥三朝”，并引用宋仁宗敕封胡则的诰文“功成国泰，即取回朝”，暗示胡公神权与皇权的共生关系。这一策略不仅使胡公庙获得“赫灵”这一象征皇权认可的庙额，更在后世引发连锁效应。自宋高宗至元成宗，胡则累计受封13次。此后，胡公信仰逐步脱离地方俗神体系，被纳入宋代官方封爵序列。

　　四、利用精神遗产光大胡公文化的内核

　　胡廷直通过文本与制度建构，提炼出胡公文化的核心价值：

　　一是民本思想：“奏免身丁钱”被塑造为“为民请命”的典范。二是忠孝节义。将胡则孝亲事迹和结庐守墓与护国显灵传说结合，形成“忠孝一体”的伦理符号。三是士人使命。借《赫灵祠记》呼吁士大夫“以公为法”，将个人功业与地方福祉结合，这一理念后被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吸收。

　　胡廷直的系列创制为胡公信仰的历时性存续提供制度保障。至明代嘉靖，胡则受封"显应正惠忠佑福德齐天大帝"，成为浙江最具影响力的地方神祇之一。毛泽东"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著名评语，亦从现代政治维度印证了胡廷直塑造的精神内核。

　　胡廷直的贡献在于将胡则从家族祖先、地方神祇升华为跨越时空的文化象征，从家族记忆到国家符号。他通过奏疏确立法理，以《赫灵祠记》构建叙事，借敕封运动强化权威，最终使胡公文化成为融合儒家伦理、皇权正统与民间信仰的复合体。正如他在文末所言：“赫灵之祀，非独报公，亦以风世。” 这一理念至今仍影响着浙江乃至更广地域的社会治理与文化认同，印证了胡廷直历史眼光的深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