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刘绍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的一次谈话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刘绍棠是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他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3岁时便开始在报刊发表作品。1951年，刚满15岁的刘绍棠写出了他崭露头角的小说《红花》。稿件寄到《中国青年报》后，受到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柳青的赞赏。经与陈绪宗总编商定，这篇小说被特别安排在1952年元旦刊出，还破格以整版篇幅一次刊发，并加上编者按语大力推荐。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注意，刘绍棠由此获得团中央的着重培养，便与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有了密切联系。 从此以后，胡耀邦多次与刘绍棠谈话，内容包括创作和做人……刘绍棠视胡耀邦为可尊敬、可信赖的师长。有意思的是，其中胡耀邦说刘绍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的一次谈话，值得人们深思回味。

　　1956年3月，经康濯和秦兆阳两位作家介绍，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会员。由于仰慕苏联著名作家萧洛霍夫，刘绍棠便准备走萧洛霍夫专写自己家乡风貌的道路，希望以自己的作品，描绘出自己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留下家乡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为此，在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刘绍棠马上坚决要求从事专业创作。经胡耀邦及团中央批准，他从1956年4月起专事创作，不拿工资，全靠稿酬生活。

　　刘绍棠从事专业创作后，回乡挂了一个乡党委副书记职，以便体验生活。当时刘绍棠创作势头正顺风扬帆，不免有些年轻气盛。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带头发言，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一通意见。大会的一位负责人，将此事告到了团中央。团中央的一位书记要处分刘绍棠，可胡耀邦不同意。这事闹得很大，又牵涉到不归团中央管的文艺界，胡耀邦便把刘绍棠找去谈话。他在肯定了刘绍棠一些观点还不错的同时，又批评他不应当在大会上不冷静；还说这是延安时期“轻骑队”的作风；同时批评刘绍棠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领导……

　　刘绍棠认为胡耀邦听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与事实有出入，便当面争执起来。胡耀邦见刘绍棠这么不接受批评，也发起火来，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末了，胡耀邦仍严厉地告诉刘绍棠：“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1000万字的书，向我汇报。”1957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的口号，文艺界也变得十分活跃起来。刘绍棠年轻，又爱放“炮”，许多座谈会都请他参加。他自己也毫不客气。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5周年时，刘绍棠发表文章，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械地执行。

　　刘绍棠的言论遭到了郭沫若、茅盾、周扬等文艺界领导的严厉批判。毛泽东在他的文章中，也先后多次提到刘绍棠。“反右”斗争开始后，年仅21岁的刘绍棠，便成了“代表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戴上了三类右派分子帽子。

　　就在这样的非常时候，胡耀邦又找来刘绍棠，对他的行为予以了教正；对他的未来，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刘绍棠到了机关一个小会客室后，胡耀邦立即从沙发上站起来，和他紧紧握手，眼里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神情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刘绍棠一愣，很快地断然一摇头：“没有!”胡耀邦追问：“有没有想过自杀呀!”“没有!”刘绍棠仍然摇头。

　　到了晚年，刘绍棠才在一部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当时主持‘反右’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将‘右派分子’杀一批、关一大批。我自知难逃监狱、刑场这一关，曾经准备自杀，不愿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1958年3月受到处理，胡耀邦问我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没有说实话。这是因为，已经传达和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右派分子’一个不杀，基本不抓。那个时候，共产党员不管是何原因，自杀就是叛党。我虽已被开除党籍，但在胡耀邦面前仍然自以为是共产党员，也就以曾有自杀的念头为羞耻。”

　　胡耀邦听到刘绍棠的表白之后，打了个手势，叫他坐到自己身边，把茶几上的香烟推给他，顺口问："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刘绍棠不假思索地回答："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还要在哪儿站起来。"突然，胡耀邦提高了嗓门，几乎有些口吃地喊道："好……好样的!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这里虽然用了一句民间俗语，但了解党内斗争残酷性的胡耀邦，是深知这场运动的严峻程度的。接下来，胡耀邦脸沉下来："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刘绍棠低下头，把毛泽东、陆定一、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批判他的一些话，拉出来作为回答：“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胡耀邦没耐烦听刘绍棠给自己倒罪状，一挥手打断他的话：“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刘绍棠一听，不禁愕然，骄傲?毛泽东等人认为是大反社会主义这样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胡耀邦这里成了个人性格的毛病，他直着眼睛张大了嘴。

　　胡耀邦点了一支烟，态度平和了一些说：“你连我也看不起……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胡耀邦说的“连我也看不起”，是指刘绍棠1956年闹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事。刘绍棠并不承认：“我没有……没有!”胡耀邦神情很难过，长叹了一口气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长久以来，胡耀邦一直关心刘绍棠的成长。1952年冬季，16岁的刘绍棠创作才华初露，胡耀邦就亲自找他谈话。并在第一次见面时就约定，要刘绍棠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可刘绍棠年龄小，又忙着创作，对谈话之类没多大兴趣，所以几年中一次也没主动找过胡耀邦，每次都是胡耀邦约他才去。这就是胡耀邦所说的“不请不来”。

　　“请也不来”，是指1956年冬季的一个座谈会上，谈到一位老作家的─部作品时，刘绍棠与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发生了争执。事后不久，胡耀邦便找刘绍棠去谈话。刘绍棠知道要挨“克”，便找借口，就是不去。所以此时胡耀邦说他“请也不来”。

　　临别时，胡耀邦爽朗地说：“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三分钟时间，赶快说吧!”“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此时刘绍棠已被开除党籍，说这话时已经泣不成声。

　　胡耀邦严正地说：“毛主席说了，对于党内右派是挥泪斩马谡，不能含糊。我把毛主席送给党内右派的几句话转送给你：‘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为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你知道这几句话的出处吗?”刘绍棠回答：“屈原的《离骚》。”“会讲吗?”胡耀邦追问。刘绍棠没有吭声。

　　胡耀邦解释说：“为什么过去的香花，现在变成了臭篙子，哪里有别的原因呵，不好好进行思想改造的缘故哟!我的车赶紧原路而回吧，趁着误入歧途还不远。”刘绍棠知道了胡耀邦的意思，赶紧点头。走到会客室门口，胡耀邦紧紧握了一下刘绍棠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最后这句话，刘绍棠记了20年。

　　1978年，胡耀邦主管全国的平反工作。刘绍棠给他写信，他回信叫刘绍棠去谈话。一见面便说：“你哪里是什么右派，就是骄傲。”刘绍棠说起20年前的这句预言，胡耀邦仰起头想了想，说：“我这个人爱说话，到处说话，说过就忘了。我跟你谈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不过，这句话肯定是我说的，只有我这个人那时才说这样的话。”刘绍棠被开除党籍后，回家乡劳动。1962年春天，他被正式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久发表了他在60年代惟一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胡耀邦知道消息后，把他找到自己家里谈话，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刘绍棠此时不愿这么没单位地干呆着，便说想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写作。胡耀邦马上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他予以帮助。可事不凑巧，为了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当时无论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都在裁汰冗员，等到刘绍棠户口转到北京，北京师范学院院长调动出任大使，胡耀邦也到陕西省委当书记去了。几种因素凑在一起，刘绍棠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仍只能填上“无业”。当时刘绍棠住在北京自己买的一所房子里，靠稿费生活，并大写其长篇小说《狼烟》，日子还算安宁。但1966年6月以后，北京及全国开始遭遇“文革”风暴。刘绍棠此时不敢出门，他的家人告诉说，胡耀邦被挂上大牌子恣意凌辱……连一个长期革命，忠诚党的事业的领导，都被如此对待，刘绍棠一个“摘帽右派”，日子还能好过?这时，又是家乡的亲人接纳了他。在乡亲们的爱护下，他避开了“文革”初期的动乱，还写出了3部长篇小说。用刘绍棠后来的话说：“是民意使我得以幸免于难───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人民是我的重生父母。”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大部分作家才刚刚开始尝试“伤痕文学”，运用文学形式对“文革”进行批判揭露之时，刘绍棠便以一篇《蒲柳人家》，用淳厚的乡土风情和鲜活的文字，接通了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脉络，给读者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李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