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敢于否定毛泽东

胡乔木

众所周知,胡乔木是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整理者。自从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命题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内,文艺被严重地政治化,自身的发展受到了根本性的阻碍。邓小平对此总结说,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何挣脱这种束缚,还文艺创作一片自由广阔的天空,成为当时文艺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胡乔木的建议下,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被重新翻译,成为文艺走出困境的契机。

这篇文章原名“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是列宁论文学艺术方面的重要著作,后又被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党的文学”这一提法容易使人误认为文学这一社会现象是党的附属物。而且实践证明,在长期的流行过程中的确产生了这种悖于列宁原意的误解。我们的文艺政策不能建立在这种误解上,所以恢复列宁此文的本来面目就成了当务之急。《红旗》杂志1982年第22期正式刊发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新译文,并配发按语“《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中译文为什么需要修改?”对列宁原文的写作背景等作了扼要的说明。

在此基础上,胡乔木于1982年6月25日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招待会上做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充实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并从文艺的内部规律入手,深刻地阐明了文艺和政治的新型关系。

首先,胡乔木认为,不能因为党领导文艺,就把文艺说成是属于党的,“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他明确指出:“党的文学这种说法的含义是不清楚的。把文学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完全纳入党的范围是不合适的。”文学如果成为“党的文学”,就必然会成为政治的工具,这是有悖于文学本性的。其次,他指出文学本身有客观规律性,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这种影响有其客观的局限。他说:“政治事件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客观事实,但是这些影响也是临时性的,它们不能产生甚至也很少影响有重要意义的文学成果,这是更重要的客观事实。”政治必然影响文学,但如认为政治能够或应当决定文学的发展,那就是政治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了。据此,他在指导文艺的具体实践中,对于政治对文学的过分束缚表示强烈的不满。他尖锐地指出,当代是政治干涉文艺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他不赞成以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阶段,认为那样做就过于着重或夸大政治编年史的影响了。他坚决反对那种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充满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

胡乔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修改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对文艺界的解放思想起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毛泽东《讲话》中的重要观点,早已成为勿庸置疑的定论。敢于否定毛泽东的论点,这体现了他的理论勇气和他自己所提倡的“忠于科学”的精神。同时,这一论述将文艺从政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力地纠正了文艺创作中长期存在的忽视艺术本质和规律的风气,大大地拓展了文学艺术的表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