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

　　［宋］胡安国(1074-1138)　北宋学者。字康侯，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胡寅父。入太学，以朱长文、靳裁之为师，明经史大义。绍圣四年进士，为太学博士。提举湖南学事，有诏举遗逸，胡安国以永州布衣王绘、邓璋应诏，被诬为受元党人请托，除名，未几复官。崇宁五年，通判成德军。政和元年，提举成都府路学事，移江南东路。靖康元年，除中书舍人，以忤执政，出知通州。高宗即位，除给事中。绍兴元年，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进献《时政论》二十一篇。五年，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八年卒，年六十五，赐谥文定。安国为程颐门人，又与游酢、谢良佐、杨时等游，胡寅称其“宏纲大用，奥义微辞，既于笔削之书发挥底蕴”，而“记诵训诂、辨说词华之习，一不与焉”(《进先公文集序》)，故其诗文往往重义理而不措意于文辞。著有《春秋传》，今存三十卷；又有文集十五卷、《资治通鉴举要补遗》一百卷，今已佚。《全宋诗》卷一三七○录其诗二十二首。《全宋文》卷三一四六收有其文。事迹见胡寅《先公行状》(《斐然集》卷二五)、《宋史》卷四三五本传。

　　胡安国、胡宏与湖湘学派的创立

　　宋代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是理学的形成。理学以“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辩的最高范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精致、最高备的理论体系。作为理学一个重要流派的湖湘学派，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长沙地区形成，并对湖南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湖湘学派最早源于宋代湖南道州人周敦颐。周敦颐，字茂叔，又称源溪先生，他在自己的早期作《太极图说》中把“无极”作为宇宙的本源，提出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论；又在晚期著作《通书》中提出了以“诚”核心的心性论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理学思潮的哲学基础，后人称他为理学宗主。程颖、程颐都曾受学于敦颐。周敦颐的理论是以后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不过在他生前影响不大，所以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派别。

　　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有意思的是，这个以“湖湘”命名的学派，创始者却不是湖南籍人，而是原籍福建崇安的胡安国、胡宏父子。胡安国从小就聪慧好学，刚学会说话时就能背诵部分《训童蒙韵语》，使家中父母非常惊讶，预言：“这个小孩一定可以广大我们家的门户。”15岁那年，胡安国到州学就读。一天，一个戏班子在州学前演出，州学学生都弃学外出看热闹，仅剩胡安国一人还留在书斋中诵读，州学教授发现后非常感动，赏赠他纸笔佳砚。两年后，胡安国进入太学学习，这段时间他接受了程颐、程颖学说，成为理学的坚定信奉者，极力推崇二程是孔孟之道的直接继承人。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胡安国进士及第，踏入仕途，先徙居潭州城南，提举湖南学士，在官6年。以后还任过中书舍人等职。由于仕途坎坷，他在晚年干脆辞职退隐，致力于学术研究。北宋末年，黄河流域战争频频，中原士人纷纷南下，给长江流域的文化兴盛创造了机遇。胡安国也于南宋建炎（1127－1130）年间，率家人、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其中仅长沙人就有治《春秋》和《资治通鉴》的谭知礼，以孝友信义著称的黎明等，从而开始奠定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1138年（绍兴八年）春，胡安国在湖南逝世，葬于湘潭阴山。他的传世著作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等。其中《春秋传》是他以毕生精力纂修而成，成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经义定本，也是湖湘学派的代表著作。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字仁仲，因长期寓居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就在父亲胡安国的督导下研习经学，尤其服膺二程理学。他年仅15岁时就撰写了《论语学》和《程子雅言·序》，认为二程继承了孔孟之学的真传。1125年（宣和七年），20岁的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

　　杨龟山，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金兵南侵时，他和父兄一起迁居潭州，创办碧泉等书院，并曾到宁乡灵峰书院（位于今宁乡县朱良桥乡灵峰山）讲学。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他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表示“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目担”，写成了《知言》、《皇王大纪》等著作。其中，《知言》是胡宏的代表作，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是传授师说的重要范本。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至此，在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学派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因此，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在他教授的学生中，张、彪居正、吴翌、赵师孟等后来都是著名学者和湖湘学派的砥柱人物，尤其是张，更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张，宇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父亲张浚是南宋名相，曾任枢密使，封魏国公。张自幼亲受庭训，打下了深厚防学术根基。少年时，张随父亲迁居湖湘，从此湖南成为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年轻时，勤奋好学的张即已在学林中崭露头角。之后，他又奉父亲之命到衡山拜胡宏为师，学习二程理学，经潜心苦读和四方讲学交友，学业日进。胡宏曾称他“圣门有人，吾道幸矣。”张对宋代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推动。宋代理学家强调义和利的对立，张更进一步指出率种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利就是人们违背天理的心理活动，所以人们必须进行内心反省，以便使思想、言论、行动均符合天理的要求，而天理演化为社会政治道德就是纲常伦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纲常伦理的规范。张描还注重“力行”，反对空言，强调道德践履，行至言随。此外，在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张的议论也有其特点。因而，他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和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其时朱熹两度来到长沙；吕祖谦也寓居潭州所属醒陵城北，居民感其教化，建有东莱书院。“东南三贤”都来潭州讲学，可见湖湘学派盛况空前。

　　l165年（南宋乾道元年），张在长沙城南寓所授徒传业，后又主讲岳麓书院，从学者广及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名声远播，湖湘学派规模得到很大扩展。如果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湖湘学派的开创奠基者，那么是张使湖湘学派达到了极盛。当时学者就评价：“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这一现象，深深影响到以后千余年的湖南文化历史。

　　太凡一个著名的学派都有一定的学术风尚，宋代湖湘学派也不例外。其学风主要有：

　　首先是尊奉理学。湖湘学派主要人物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宋代程朱理学的开创者程颐、程颖。胡安国认为自己的学问主要来自二程，胡宏以二程的私淑弟子‘自居。张也称二程为“圣学渊源”，学术“亦出程氏”，并请朱熹前来长沙会讲，此后湖南士人一直与朱熹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张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虽然以后也有心学、农学渗入湖南，但这一主导地位始终没有动摇过。

　　其次是重经世务实。宋代的许多理学家都有空谈心性，不究实用的倾向。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宏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张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实”’宇，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践履”，即实践，认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因为湖湘学派重视务实，所以后人评价他们都是有用之才，而非“迂谈道学者”。

　　湖湘学派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与程朱理学不同的陆九渊心学派、陈亮事功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如胡宏、张等人提出的“性，天下之大本也”的性本体论体系，就兼容了二程的理本论与陆九渊的心本论。

　　中国是由许多区域构成的，而一定区域内某些极具特色的传统学风，往往会积淀为若干文化基因，它们绵延流传，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它那尊程朱理学、重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在等特定学风，衍化成湖湘文化基因，氤氲于三湘四水之间，历千百年而不竭。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道湖南经世致用派、咸同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这些传统文化基因的影―响，因而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演变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