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渭

　　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明，号东樵，湖州德清人，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

　　明崇祯六年（1633）胡渭生于德清县北界文昌坊（今广场路）。胡渭12岁丧父，生活贫困而苦学不辍。15岁即考取秀才，但从此放弃举业，专穷经学，成为清代经学的先驱之一。康熙二十九年（1690），尚书徐乾学奉诏修撰《大清一统志》，开馆于洞庭山，邀胡渭参加分篡工作，胡渭遂有博览天下群书的机会。胡渭参考古今经解，详加考证，写出《易图明辨》10卷、《洪范正论》5卷，以充分的论据，指出宋儒“太极图说”、“先天后天说”的谬误与牵强误会。他还作《大学翼真》7卷，批驳了汉儒的附会之谈与宋儒的变乱之伦，重点是批判王（阳明）学改本之误。胡渭最有代表性的力作是《禹贡锥指》20卷，在书中胡渭吸收了历代研究《禹贡》的成果，肯定了班固、郦道元的研究，纠正了汉儒宋儒的许多错误。全书对山川形势、河道郡国的异同变迁，均有详尽叙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此书：“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其中“导河”一章，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颇有价值。胡梁启超认为：“胡明著《禹贡锥指》，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侍讲学士查升将《禹贡锥指》荐呈康熙，康熙阅后加于赞赏，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南巡时，在行宫召见胡渭，御赐“耆年笃学”匾额。胡渭曾为幕宾，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著有《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禹贡锥指》、《诗笺辨疑》等，而尤以《易图明弊》和《禹贡锥指》最为著名。《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没有图象，五代时道士陈抟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为《河图》，又取乾幽度太乙行九宫法作四十五点之图，以成《洛书》，并称两书是龙马神龟从河中负出。还编造了所谓太极、无极、先天、后天之说，把它们和《易经》附会在一起，托之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陈抟把这些传给种放、穆修，再传给李之才、刘牧、邵塑、周敦颐等，致使宋代的理学家们都对它深信不疑，朱熹的《周易本义》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胡渭继黄宗羲《易：举象敛论》之后，进一步大胆揭穿了这一骗局，指出：“《诗》、《书》、《义》、《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认为所谓《易经》的《河图》、《洛书》不过是陈抟道士的修炼术，是后代晚出的伪书。这一疑古与考辨，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致使打击。因为，所谓“太极”，“无极”、《河图》，《洛书》之说，是“朱学”之核心论题，朱儒自理、气、数、命、心、性等，无不从此衍出，并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胡渭以《易》还诸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以《图》还诸陈抟、宋儒，这就给朱学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诚如他在自序中所云：“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子自孔子，离之双美，合之两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有别的途径。后人对此评价很高：“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采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汩灵窒息之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滥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白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如果说《易图明辨》表现了胡渭那种疑古考辨、勇于怀辨、勇于批判、勇于探索的精神，那么《禹贡锥指》则集中体现了胡渭注重实学、关心时务的经世思想。他归纳《禹贡》十二项地理要义：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锡、武卫之奋、声教之讫。这十二要义简直包含了建立王朝江山大业的全部政、教、兵、财工作，所谓王朝地理的内容不过如此。在一统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能出现这样完备的关于大地域一统王朝的社会地理观，出现关于王朝空间规制的如此具体的设想，是令人吃惊的。这正说明，当时社会走向一统化的历史酝酿，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据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胡渭“潜心经义，尤精舆地之学”，“素习《尚书禹贡》”。认为历来论《禹贡》者，于地理皆疏舛，穿凿附会，因借参修《大清一统志》之机，遍观天下郡国之书，博稽群籍，考其异同，为《禹贡锥指》一书。又为《古今山河郡国形势图》等47篇，依《禹贡》经文训解，将古今郡国分合，河道迁徒，山脉走向，一一条分缕析。特别是专立“河道”一科，备考历代河道决溢、改流，迁徒演变之迹，并对改造黄、淮水系及两岸防止决堤提出许多意见。诚如江藩所言：这些都是“民生国计所系”，“其说可称卓论，岂不通时务之迂儒所哉”。因此，胡渭实为清代沿革地理学开山鼻祖之一。

　　另外，胡渭在朴学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胡渭继承了清初务实的学风，博学多识，不尚空谈。而研究方法则趋细密，在诠释古籍、辨别真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此外他和阎若遽等人立汉学旗帜，批判宋学，这些于对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胡渭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人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更加盛行起来，形成考据学派，也称乾嘉学派。当时的文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胡渭、阎若遽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可见胡渭在那时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应该看到，胡渭的“易图明辨”把“易”学从中古幽玄隐约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但所有这些，都和当代经世之学的注流有根本的区别。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起了反抗封建压迫、反抗民族统治的作用，却有冲淡民族仇恨的作用。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上太平策”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故胡渭被皇帝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多为史家所讥，说明他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尚有一定缺憾。

　　胡渭（1633―1714），初名渭生，字明，号东樵，湖州德清人，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

　　明崇祯六年（1633）胡渭生于德清县北界文昌坊（今广场路）。胡渭12岁丧父，生活贫困而苦学不辍。15岁即考取秀才，但从此放弃举业，专穷经学，成为清代经学的先驱之一。康熙二十九年（1690），尚书徐乾学奉诏修撰《大清一统志》，开馆于洞庭山，邀胡渭参加分篡工作，胡渭遂有博览天下群书的机会。胡渭参考古今经解，详加考证，写出《易图明辨》10卷、《洪范正论》5卷，以充分的论据，指出宋儒“太极图说”、“先天后天说”的谬误与牵强误会。他还作《大学翼真》7卷，批驳了汉儒的附会之谈与宋儒的变乱之伦，重点是批判王（阳明）学改本之误。胡渭最有代表性的力作是《禹贡锥指》20卷，在书中胡渭吸收了历代研究《禹贡》的成果，肯定了班固、郦道元的研究，纠正了汉儒宋儒的许多错误。全书对山川形势、河道郡国的异同变迁，均有详尽叙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此书：“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其中“导河”一章，对后世研究黄河变迁颇有价值。胡梁启超认为：“胡明著《禹贡锥指》，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侍讲学士查升将《禹贡锥指》荐呈康熙，康熙阅后加于赞赏，并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南巡时，在行宫召见胡渭，御赐“耆年笃学”匾额。胡渭曾为幕宾，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著有《易图明辨》、《洪范正论》、《大学翼真》、《禹贡锥指》、《诗笺辨疑》等，而尤以《易图明弊》和《禹贡锥指》最为著名。《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没有图象，五代时道士陈抟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为《河图》，又取乾幽度太乙行九宫法作四十五点之图，以成《洛书》，并称两书是龙马神龟从河中负出。还编造了所谓太极、无极、先天、后天之说，把它们和《易经》附会在一起，托之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陈抟把这些传给种放、穆修，再传给李之才、刘牧、邵塑、周敦颐等，致使宋代的理学家们都对它深信不疑，朱熹的《周易本义》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胡渭继黄宗羲《易：举象敛论》之后，进一步大胆揭穿了这一骗局，指出：“《诗》、《书》、《义》、《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认为所谓《易经》的《河图》、《洛书》不过是陈抟道士的修炼术，是后代晚出的伪书。这一疑古与考辨，是对宋明理学的一个致使打击。因为，所谓“太极”，“无极”、《河图》，《洛书》之说，是“朱学”之核心论题，朱儒自理、气、数、命、心、性等，无不从此衍出，并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胡渭以《易》还诸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而以《图》还诸陈抟、宋儒，这就给朱学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诚如他在自序中所云：“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子自孔子，离之双美，合之两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有别的途径。后人对此评价很高：“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以采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汩灵窒息之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将此等异滥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白重，此实思想之一大革命也”。

　　如果说《易图明辨》表现了胡渭那种疑古考辨、勇于怀辨、勇于批判、勇于探索的精神，那么《禹贡锥指》则集中体现了胡渭注重实学、关心时务的经世思想。他归纳《禹贡》十二项地理要义：地域之分、水土之功、疆理之政、税敛之法、九州之贡、四海之贡、达河之道、山川之奠、六府之修、土姓之锡、武卫之奋、声教之讫。这十二要义简直包含了建立王朝江山大业的全部政、教、兵、财工作，所谓王朝地理的内容不过如此。在一统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能出现这样完备的关于大地域一统王朝的社会地理观，出现关于王朝空间规制的如此具体的设想，是令人吃惊的。这正说明，当时社会走向一统化的历史酝酿，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据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胡渭“潜心经义，尤精舆地之学”，“素习《尚书禹贡》”。认为历来论《禹贡》者，于地理皆疏舛，穿凿附会，因借参修《大清一统志》之机，遍观天下郡国之书，博稽群籍，考其异同，为《禹贡锥指》一书。又为《古今山河郡国形势图》等47篇，依《禹贡》经文训解，将古今郡国分合，河道迁徒，山脉走向，一一条分缕析。特别是专立“河道”一科，备考历代河道决溢、改流，迁徒演变之迹，并对改造黄、淮水系及两岸防止决堤提出许多意见。诚如江藩所言：这些都是“民生国计所系”，“其说可称卓论，岂不通时务之迂儒所哉”。因此，胡渭实为清代沿革地理学开山鼻祖之一。

　　另外，胡渭在朴学方面也有巨大的成就。胡渭继承了清初务实的学风，博学多识，不尚空谈。而研究方法则趋细密，在诠释古籍、辨别真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此外他和阎若遽等人立汉学旗帜，批判宋学，这些于对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胡渭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人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这种学风，到乾隆、嘉庆时期更加盛行起来，形成考据学派，也称乾嘉学派。当时的文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所作经问，指名攻驳者，惟顾炎武、胡渭、阎若遽三人。以三人博学重望，足以攻击，而馀子以下不足齿录，其傲睨如此”。可见胡渭在那时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应该看到，胡渭的“易图明辨”把“易”学从中古幽玄隐约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但所有这些，都和当代经世之学的注流有根本的区别。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起了反抗封建压迫、反抗民族统治的作用，却有冲淡民族仇恨的作用。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上太平策”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故胡渭被皇帝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多为史家所讥，说明他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尚有一定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