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文 日期：2022-06-01 13:49:46
编者按：今年6月1日，是胡乔木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胡乔木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戏称“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则赞誉胡乔木是“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热爱祖国和人民，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奉献给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宣传文化工作。”“胡乔木同志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勋。”（摘自刘云山在纪念胡乔木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胡乔木同志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编发一组文章，以示纪念。
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比我小五岁。我和他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认识乔木是在1941年的秋天。那时我从华北根据地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列席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乔木是那年春天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他和王首道同志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到三十岁，一介书生，清秀文雅，在会上埋头做记录，并不说话。大家叫他乔木。前面加上“胡”的本姓，是他1945年参加重庆谈判以后的事。
政治局会议从9月10日开起，开到10月下旬才完。主要是总结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着重解决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在党内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从根本上清算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九月会议前后，印发了《六大以来》。先是散页，一篇一篇发下来看，后来装订成很厚的本本。
当时我就听说，乔木同志是主席编辑《六大以来》的主要助手。乔木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是，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通过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一目了然。这的确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有了编《六大以来》的经验，接着编辑《六大以前》，选编《两条路线》，就是轻车熟路了。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筹。因此，在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虽然那时他在党内不过是一个年轻后辈。据我所知，在弼时同志起草的决议稿的基础上，乔木改写过一个稿子；最后毛主席在闻天同志又改写过的稿子上亲自修改，乔木又从旁帮忙，把主席的不少重要思想用恰当的文辞表达出来。1945年4月，《决议》正式通过，在中央委员会里就都知道我们党内有乔木这样一个人才了。到1951年党成立三十周年时，要为中央写一篇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这任务自然就落到乔木的头上。这篇长文，他只花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乔木对党的三十年的历史早已成竹在胸，当然可以一挥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胡乔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时在建国初期，效果极好。共产党有胡乔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笔杆子，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抗战胜利后，乔木随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以后留在重庆做了一段文化工作。从重庆回来，他奉命到陇东参加土改。记得他曾因病到后甘泉休养，我恰好去看望林老、谢老、吴老，在那里见过一面。不久他就到前方，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我在后委，协助叶剑英同志工作。分别一年多，到1948年5月，我们又在西柏坡重逢。这时毛主席委以重任，要他主持新华社工作。他文思敏捷，下笔快，写了许多社论、评论和新闻，用笔杆子有力地配合了枪杆子。毛主席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
进城后，毛主席要乔木当新闻总署署长，倚重他管新华社、人民日报，掌握好舆论工具。他当中宣部副部长，主要管的也是新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内政外交，头绪纷繁。乔木把新闻工作管得很好，用活生生的现实材料，把亿万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又要乔木出马，领导人民日报改版。在乔木主持下，人民日报换了一副面孔，摆脱了苏联真理报的教条习气，办得生动活泼，把坚持党性原则和反映人民群众意愿结合得比较好。乔木笔很勤，重要社论亲自动手，还带头写杂文，副刊办得很耐读。对那一段的报纸，我听毛主席说过，他是很满意的。
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同乔木都在主席左右。乔木最重要的贡献还不仅在新闻，而且在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在这些重要工作中，乔木同志是主要执笔者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的“共同纲领”，是在毛主席主持下，同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制定的。乔木是这个临时宪法的主要起草人。1954年起草我国第一部宪法，乔木带领田家英等人，同毛主席一起住在杭州刘庄，在主席主持下，搞了几个月。那时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在北京，先搞了一个初稿，由我送到杭州，主席看后讲了很多重要意见，让乔木动手改，许多地方都作了重大修改。那一段时间我在北京、杭州之间传递信息，差不多每星期来回一趟。到宪法草案写出来以后，政治局常委都到杭州去讨论定稿。对写出这样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大家精神都很振奋。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也是乔木写的。
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年初，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工作会议，总理在会上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向科学进军”。这个报告是乔木同志写的，当然是根据中央和总理的意见。年中，准备召开八大，开始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乔木同志协助主席和少奇同志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等文件，费尽了心血。乔木在八大当选中央委员，当了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新的一员。年底，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反共浪潮和思想混乱，乔木同志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执笔写成《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章。
乔木直接参与的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57年11月初，毛主席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我和乔木都是代表团成员。在我们赴莫斯科前大约一个星期，苏共中央发来一个《莫斯科宣言》的稿子，准备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讨论通过。乔木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问题不少，立即向主席汇报，说非改不可。主席把小平同志找来问，小平也认为一定要改。于是就叫乔木动手。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乔木真是快手，只不过两天功夫，我就收到他送来的改稿。他对前面三部分作了很大调整，第四部分几乎重新写过。他把原稿剪成二十来块，按照我们的逻辑重新组合，同时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整段整段增加的有十多处。我印象深的，有关于正确处理同社会党的关系，关于和平过渡等问题。乔木修改过的稿子，经主席看过，由我交翻译组阎明复、赵仲元、李越然等同志连夜赶译成俄文，交给苏方。到莫斯科后双方讨论，苏联方面说不出什么意见。乔木执笔作的重要修改，后来大多被正式发表的宣言所采用。苏斯洛夫还提出，这个宣言草案可以作为苏中两党共同向会议提出的草案。小平同志说，不用了，宣言草案还是由苏共向会议提出比较好。后来又经过协商，宣言草案还是由中苏两党共同提出。那时，苏共处境困难，对我们比较尊重；我们则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大局出发，强调“以苏联为首”。1960年11月，乔木和我随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再次到莫斯科，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乔木参加会谈，就同苏共激烈地争论开了。
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中，乔木的敏锐和坚定，我是很佩服的。他的文思的敏捷，文辞的犀利洗炼，更是许多搞文字工作的人所难以企及。他有独立见解，并敢于向毛主席提不同意见，甚至同主席争论，这也是没有多少人能做到的。而快慰和苦恼也常常由此而来。
1959年庐山会议，乔木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是有意见的。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他晚上来找我谈过，说无论如何不能写成反党集团啊。但没有办法，只能服从。1961年他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主席的老家韶山，回来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在他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少奇同志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气氛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同志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乔木：为什么不跟我说！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利不报告！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乔木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精神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被关起来。他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一晃十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重逢。他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他是被“冷冻”起来了。
八十年代初，乔木在书记处，我在军委，十二大以后，我们又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工作上的往来很多，互相了解也更深了。乔木参加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对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作出了贡献。他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他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
随着乔木同志文集的出版，现在大家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叶剑英同志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的党章，十二大的政治报告，1982年的宪法，这些带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都是乔木同志在中央领导下起草和修改完成的。他善于领会和贯彻小平同志和陈云等同志的指示，也善于吸收和概括大家的意见。他研究问题非常深入细致。修改宪法时，为了体现加强人民民主，尊重人民权利，把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从第三章提前到第二章，在他指导下，对世界上111个国家现行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结构安排作了调查统计。他对文辞的考究是尽人皆知的，自己写的或别人写的文稿，他都反复修改，直到改不动为止。后来，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无形中形成一个习惯，重要一点的东西，拿出去之前总要请乔木过目把关才放心。乔木也总是来者不拒，尽心尽力。
乔木主管思想理论这一特别复杂的战线，在反倾向斗争的掌握上，我觉得是好的，是比较得当的。记得在十二大召开之前，有一位高级干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与十二大报告精神相背离的文章，宣扬“左”的观点。乔木多次和我商量，排除阻力，进行了不点名的公开批评。同时，他又要求批评文章“要有充分说服力，逻辑要谨严，说话分寸要有节制”。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时候，乔木又毫不迟疑地进行斗争。虽然有来自各方面的非议，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一点也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忠诚和坚定。
乔木关心党史研究机构的建设，亲自过问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班子的组建。1990年夏天，他又同我和一波同志商量，把开展国史研究提上日程，向中央提议成立当代中国研究所，请力群同志指导，一方面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方面为将来建立国史馆做准备。党史、国史、军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我都同他商讨，求得合乎实际的认识，作出适当的处理。
1991年乔木得了不治之症。他自知来日不多，拼命工作。在加紧撰写关于四十年代毛泽东的回忆录的同时，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还写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力作。这年夏天，他又在北戴河找我主持召开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会议，审阅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他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还是那样地一丝不苟，不放过一个词，一个标点，并亲自提笔补充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史实。临了还奋力完成一篇“题记”，表达他对这部书稿的赞许和期望。他为历史著作做到政治性和科学性统一而作的努力，对辞章完美的追求，令我敬佩。
1992年9月中旬，正当十四大快要召开的时候，我听到乔木病危的消息，赶到医院去看他。但我去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用目光交流感情。我没能听到他最后的嘱托，这是憾事。但我想，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用的是党的和国家的名义。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闲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同志的地方。（杨尚昆：原国家主席）
朱镕基：胡乔木同志是我们学习的精模
在毛主席诞辰一百零一周年前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出版了。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乔木同志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思想理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道德文章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说，从读《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开始，以后每次读乔木同志的文章，包括刚才马洪同志提到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都使我们产生一种革命的激情和想一口气读下去的热切愿望。一个人的文章能够引起人们的激情，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响，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并不是很多的。乔木同志革命家的品质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文化修养，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学习的楷模。
乔木同志是革命老前辈。我同乔木同志的交往不多，了解不深，但在1978年到1979年这一段时期，我在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在马洪同志手下工作，当时也接触到乔木同志，跟他出过差，整理过材料，多次听过他的报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乔木同志是我们的长者，他在你的面前总有使你如沐春风的感觉，没有拘束，想讲什么话就能讲出来，但是也确实体会到乔木同志的理论、文化、历史、艺术的修养是非常的深厚。你跟他说话，就使你感到，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这就是我的感觉。他往往不是去批驳和纠正你的想法，而是鼓励你把想法全讲出来，但是他从正面讲出他的想法，使你感到他想得比你更深。在他面前，你会油然产生对他的信任感、亲切感和尊敬感。
另外，我感觉到他的思想作风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吸收新的事物，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点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我在上海工作的那一段时期，他经常到上海来，每次我都看他。从他的谈话里面，我受到很多教育、启发和鼓励。当我和他谈到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时候，我发现乔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很能够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们的思想还要开放。我想，这一个特点就使乔木同志的文章能够经常抓住时代的脉搏，提出大家所共同天心的问题，发表一些使人能够深思、很有启发的观点。同时他又不断地吸收新的知识，他看了很多的书，很多的材料，因此他的文章具有十分雄辩的论据和令人折服的论证。读这种文章是一种高级的享受。我认为乔木同志的道德文章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讲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加深了我对乔木同志的理解。这次座谈会是谷羽同志生前就要求我来参加的，我不能不来，因此也讲了这么几句话来寄托我对乔木同志的怀念和对谷羽同志的哀思。（朱镕基：国务院原总理）
邓力群：乔木的一生同党的事业融成了一体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出版，在党史界，在社会科学界，在思想理论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皖南事变以后，乔木同志到毛主席身边当秘书，共二十多年。他长期同主席在一起，受到主席言传身教，对主席的回忆是很多别的同志所无法取代的。可惜回忆录没有写完，他就匆匆离开我们了。
乔木同志辞世以后，编写组的同志把他的谈话录分批送给我，我一篇一篇地读，了解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编写组同志初拟的回忆录稿，乔木同志生前大部分没有来得及看。乔木同志回忆40年代毛主席的思想和活动，对认识40年代党的历史，有重要价值。关于50年代，乔木同志提出了二十多个题目，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国史，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活动，也很有参考价值。
1941年2月乔木同志到主席身边工作，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在北平、上海等地参加过抗日救亡工作，左翼文化运动，党的地下斗争；到陕北以后，又从事青年干部教育，主编《中国青年》杂志。他出身书香门第，又就学清华、浙大，具有深厚广博的中西文化知识基础、清晰的理论思维和畅达的文字表达能力。乔木同志在毛主席身边的第一个十年，是从学徒而至助手。他同毛主席朝夕相处，在毛主席指点下做事、写作，这种不可多得的机遇、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学习、效法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名师出高徒。胡乔木这个学徒是学得好的，很快就当了主席的比较得心应手的助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新闻、政论的写作。主席出个题目，说个意思，乔木同志就能写出一篇社论或评论。主席稍加修改，就送给报纸、通讯社发表，让党内外和国内外迅速、及时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这样的社论、评论，从1941年到1949年，收到文集里的就有九十多篇。这很不容易，既要有积累，又要有才气，主席说：靠了胡乔木，我们有饭吃。说明主席很满意。再一个方面是党史的研究。乔木同志一到主席身边，就参加了《六大以来》的校对、编辑工作，接着又参加编辑《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得到主席的赞许。他又从始至终参与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对整风运动，对统一全党的思想，作出了贡献。1951年他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五万字，一个星期完成，真是成竹在胸，一挥而就。主席要他署名发表，他的文才这才被世人所知。
进城以后，开始了乔木同志在主席身边的第二个十年。他既独当一面，又能做助手。这时，他已不单是主席的秘书，还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并主持新闻总署、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的工作。这种格局在西柏坡时就已大体形成，新中国成立后主席更一步一步地委他以重任。乔木同志也不负众望，在宣传工作和新闻、出版工作方面迅速建立起新秩序。在一系列重要任务中，如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八大文件的起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撰写，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修改和1960年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声明的起草，等等，乔木同志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小平同志后来说他是“党内第一支笔”，是十分恰当的。
这十年间，不能说乔木同志没有跟着犯过“左”的错误，但应该说，他是党内较早觉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负责同志之一。1959年7月，他主持草拟的庐山会议议定记录，是一份力图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60年代初，主席组织搞农村调查，他率领一个组到湖南。调查后起草《农业六十条》，到1961年北京五月会议，把“三分供给”的尾巴割掉了，公共食堂实际上也取消了，这当然是中央和主席集体作出的决策，但乔木同志从中是起了作用的。
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批评“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包括总结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的教训，包括论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以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为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他出了很大的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的原则的坚定性和理论的说服力，受到大家好评。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路线、方针的历史性转变，乔木同志负责起草全会公报、《农村工作二十五条》等文件，贡献很大。
三中全会以后，乔木同志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党的十二大文件，主持起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对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他还协助小平同志审定收入文选的著作。总之，在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和贯彻执行过程中，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实践的过程中，乔木同志奉献了他的智慧和力量。特别可贵的是，在复杂的情况下，他努力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统一起来，既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主张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又强调遵照经济规律办事；既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又恰如其分地批评他的晚年错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他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实事求是，不屈不挠地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而奋斗，
乔木同志视野开阔，博学深思，他的事业与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中央党的文献和党史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乔木同志领导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修订工作，亲自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编本，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弱、董必武、翟秋白、张闻天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著作集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心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人，乔木同志主持了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出版工作，创议编撰《当代中国》丛书，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工作。他为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发展科学技术，繁荣文化艺术，不仅在指导思想、政策措施上作宏观的把握，而且在具体细微的事情上躬亲自问，为许多人排忧解难。他以为党、为人民忘我工作，赢得党内外同志们的尊敬。
党的十三大以后，乔木同志退居二线，但工作没有停止，思想没有停滞。1990年4月，他写信给有关同志，主张用发展的观点研究社会主义，指出不要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上，对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同年创议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1991年以后，他的病情日见严重，但他还是竭尽全力，写成了最后一篇力作《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年夏天，他又抱病认真审阅、精心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并写下 《题记》，肯定“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并表示了他对党史研究的未来满怀着信心和热忧。读着乔木同志最后写下的这些篇章，我感到，乔木同志的一生，同我们党的事业和历史融成了一体。
乔木同志的道德文章属于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乔木同志生前手订的文集三卷已经出齐，《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已问世，这是他一生辛勤笔耕留下的主要作品。但是，乔木同志一生在理论、历史、新闻、文艺、教育、科学和语言文字诸多方面的思想遗产还很多，有待系统搜集、编辑出版，一部应有思想历史深度的《胡乔木传》也有待在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撰写。这些工作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系统地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文化科学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教育党员、干部和青年一代，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里，我要向在座的同志们报告一个信息，党中央很重视这项工作，今年5月，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批准了我们提出的报告，组织《胡乔木传》编写组，继续进行胡乔木专题文集编辑工作和胡乔木传记撰写工作，预定在两三年内完成。新组成的《胡乔木传》编写组已经开始工作，计划编辑论党史、论新闻、论文艺、论语言文字、书信集等专集，在编写年谱的基础上写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传记，列入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出版。当前最为重要、最为紧迫的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希望乔木同志生前的友好、同学、战友、学生、部下、历任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都来支持这项工作，把你们保存的各种信函文书提供出来，把你们了解的情况讲出来，写出来。希望乔木同志担任过领导工作的各部门——中宣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新闻出版署、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给予大力协助，搜集、整理、提供档案资料。在这里，还特别要请中央档案馆继续大力支持，在查阅和借用档案、资料方面大力协助，给予方便，并希望有人参加此项工作。我们期望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各部门各单位的通力协作下，到1997年乔木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能够基本完成中央领导同志交给的任务，把《胡乔木传》和几部专集编写完成，交付出版。（邓力群：原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绳：纪念胡乔木同志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纪念敬爱的胡乔木同志逝世一周年。我作为在五十多年前就和他相识，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在宣传战线上的一个学生讲几句话。
胡乔木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的领导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他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工作了六十年。他有马克思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有对毛泽东思想深刻的理解，同时又在多种科学领域内具有渊博的知识，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见解。他把自己的一生卓有成效地奉献给了党的理论工作和宣传工作。
胡乔木同志一生最多的精力用在新闻战线上。他为党的言论机关写过为数众多的评论，其中有些堪称典范作品。他曾在多年间主持和领导党中央和国家的报纸、通讯社。在他不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他还对党的新闻战线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做好工作，提出过许多好的指导性的意见。
胡乔木同志在1977年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原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属于中国科学院）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后，已经残破不堪。在各方面需要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机，胡乔木同志毅然挑起了在学部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科学院的重任。这既表现了他对学部的学者们的信任，也反映了他一贯从党的立场重视社会科学。他对于社会科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将能起重要作用抱有信心。在他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为社会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胡乔木同志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有深刻的了解，对许多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填写有关自己经历的表格时，把他自己称为党史学者，这是因为他在科学工作上的成就特别表现于党史学上的缘故。
胡乔木同志极为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在当代的发展。在这方面他具有丰富的知识。
胡乔木同志是个诗人。他所作的旧体诗和新体诗已编成集子出版。他对于文学艺术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他不仅是作为政治家，而且也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说出这些意见的。他还广泛地关心和探讨文化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他从青年起就对语言学、音韵学深感兴趣，一贯钻研这方面的问题。他曾卓有成效地领导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
总之，胡乔木同志是个革命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学者，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他为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但他决不是照本宣科。他是富于科学创造性的宣传家。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到不少为党的宣传任务写的作品完全当得起是科学的著作。
接触过胡乔木同志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是一个极其勤于思考的人。他在深谈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他长期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对于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精神有深切的体会。他极其尊重毛泽东同志，但在有些问题上他觉得不能苟同时，仍保持自己的见解。在当时的环境下他虽然为此而苦恼，但他决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
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胡乔木同志精神焕发，为党和国家继续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这一时期他的工作也许可以概括起来说集中在一点上，就是从思想理论上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既纠正过去长期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又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传统。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专家，这是胡乔木同志一生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特色，他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也尊重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科学，他经常注意发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才，也诚心诚意地尊重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专家。
胡乔木同志也有他的缺点和弱点。他自己说过，他的思考所得有些并不周到。但是把他一生的思想活动和工作总起来看，是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的。
经作者自己审定的《胡乔木文集》，在他逝世前不久出版了第一卷，现在第二卷已出版了。他本打算写一部回忆毛泽东同志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思想和活动的著作，邀了几位同志帮助他进行这项工作。根据他有关的谈话，参加工作的同志已经写出了若干篇稿子。可惜由于他过早地逝世，这些稿子没有能够经他审阅修定，但是由于是以他的谈话为根据，有几篇还经过他初步审阅，所以这本很有价值的书不久将会出版。
我以为，胡乔木同志一生的工作和思想活动，是值得后人研究的。也许他不认为他可以被称为是思想家，但至少他是一个缜密而内容丰富、多所创新的思想工作者。他所思考过的问题很广泛，并没有完全反映在他写的著作中。他曾经在许多问题上和有关各方谈论自己的意见，有些谈话可能还存有记录；他还经常给人写信、写便条，提出各种意见。这些材料我认为都值得收集起来，经过整理，提供研究。（胡绳：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