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文 日期：2022-06-01 15:53:07
编者按：今年6月1日，是胡乔木同志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胡乔木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戏称“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则赞誉胡乔木是“中共中央第一支笔”。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一生，是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在长达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坚定理想信念，忠诚于党，热爱祖国和人民，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奉献给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宣传文化工作。”“胡乔木同志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勋。”（摘自刘云山在纪念胡乔木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胡乔木同志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我们编发一组文章，以示纪念。
五十余年共风雨
——怀念乔木
谷羽
乔木刚过八十岁生日不久，躺在三O一医院的病塌上，写了一首诗赠给我，诗中写道：
白头翁念白头婆，一日不见如三秋。
五十余年共风雨，小别数日费消磨。
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
两弹一星心血沥，正负对撞声名著。
晚年遭遇颇离奇，浮云岂损日月辉。
自古功成身合退，沙鸥比翼两忘机。
伏枥亦作并驾图，缠身衰病心有余。
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
人言五十是金婚，黄金纵贵难比伦。
夕阳更胜朝阳好，傍君不觉已黄昏。
胡乔木
乔木写这首诗的时候，离他去世只有不到一个月了。现在乔木离我而去已经两年。两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五十多年共同生活和战斗的历程中，乔木一直给我鼓励、鞭策和安慰，每想到他，想到这首诗，许多往事就在我的脑际萦回。我觉得我应该写出一点来，告诉敬他爱他的朋友们，也作为我对乔木的纪念。
一
乔木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细腻而又深沉的人，他很富有儿女亲情，但又总是把党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放在第一位。
我认识乔木是在抗战初期的安吴堡。我是1935年8月在北平加入共青团的，一二·九运动后于1936年1月转为党员。卢沟桥事变后，组织上决定我去延安。经过辗转跋涉，终于在1937年9月到达，进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1月，我从陕北公学毕业，被分配到设在陕西泾阳安吴堡的青训班，担任女生队指导员。那时乔木是安吴青训班的副主任。记得刚到班部的那一天，主任冯文彬同志给我介绍了一些情况，就带我去见乔木。当时他正在一片树林里主持大会。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很瘦，穿一件古铜色绸面大褂，留着分头。我和大家一样，称呼他“乔主任”。一天，青训班派我带宣传队到耀县去，乔木来到女生连，跟我谈如何搞宣传、如何做统一战线工作。他妮妮道来，有观点，有实例，也有办法，使我很受感染和教育。乔木的博学和才华，逐渐显露出来，我内心对他很佩服。
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边走边谈，忽然，他递给我一封信。我回到宿舍一看，信封上没有收信人的名字，很纳闷，就去问他这信交给谁。他反问我：“信看过了？我一下愣住了。他连忙说：“这是给你的。”回到宿舍打开信，我的脸一下子发烫了，原来这是一封向我表示爱慕之情的信。经过几次倾心长谈，我们更加了解了，心更加贴近了。
7月的一天，我们把俩人的事向青训班主任冯文彬说了，就算结婚了。婚后乔木根据《诗经·小雅·伐木》篇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把我的名字改为谷羽，和他的名字同出一典，表达了他和我永结同心的深情。不久，由于工作需要，乔木被调回延安，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我仍留在安吴堡担任艺术连指导员。第二年4月，我也回到延安。
就在我回到延安不久，乔木受命出发去大后方重庆、桂林等地。开头还通消息，后来几个月就音讯全无了。当时大后方的斗争环境险恶，我很替他担心。也就是在这期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炸塌了延安招待所的窑洞，炸死了几十个人。只有两个人死里逃生，我是其中之一，但当时已经不省人事。我的头和臂受了伤，左耳鼓膜被震破，在中央医院躺了三个月。我想：要是炸死了，就再也见不着乔木了。年底，乔木回到延安，才知道我受伤的事，心中一直感到歉疚。同时，他又开导我：夫妻情重，但党的事业更重。因为我们是党的人，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必要时应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直至生命。乔木是这样说的，一辈子也都是这样做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谈判。乔木作为主席的秘书随行。乔木回来告诉我时，我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乔木反复劝慰我：“这次去重庆，是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恐怕还不敢做得太绝，否则他无法向国人交代。”他这一去又是半年，我心里一直掂念着他。10月中旬主席签了“双十协定”后，安全返回延安，乔木还留在重庆，参加那里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年底，乔木才从重庆回来。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工作，他把家庭、夫妻感情、个人安危全置之度外了。
记得在1946年5月，为了对付日趋严峻的国内政治局势，我党被迫作应战准备，中央公布了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乔木向中央报告并征得同意，让我参加华中土改，顺便去他老家盐城看望父母，做他们的工作，劝他们把家里的地献给人民政府。这次一别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这次乔木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延安，而我是孤身一人在千里之外。说真的，在外面这么长时间，我真不放心他和孩子。他平时忙着工作，家里的事从来都没有时间去管。土改快结束时，内战已经爆发了，原定回延安的线路被切断，我的归期给耽搁了。后来，我从东台起程，经临沂，然后返延安，一路上走了两三个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达。事也不巧，就在我回延安的途中，乔木又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了，孩子是请一位阿姨看着的。记得到家的那天晚上，女儿躺在床上，看到我，就一个劲地流泪，半天才喊出一声“妈妈”，然后就“哇”的一声哭开了。儿子站在一边，看也不看我，噘着小嘴说：“你不是我妈妈，我的妈妈是山东妈妈。”我的鼻子一酸，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乔木没在家，但这半年多思念我的心情却在一首诗中反映出来了。这就是朋友们比较喜欢的《人比月光更美丽》。这诗是乔木在我离开延安赴华中后写的。诗中写道：
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
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
忽见母亲悄悄来，欢呼一声投母怀。
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就是深情的乔木！我们离别不久，但他已经多少次在想象中和我团聚了！我从中也仿佛看到了宝塔山下，月光里，乔木携女抱儿翘首望我归来的形象。
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们的感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我们既共了欢乐，也共了忧患。在“文化大革命”中，乔木一开始就受到冲击。他不再担任主席的秘书，我们的家也被康生赶出了中南海。好友田家英的自杀，给乔木的刺激太大。乔木又被不断地揪斗，他实在是有些经受不住了。我坚信乔木是忠诚于党的，我鼓励他要挺住。在这场政治大风暴袭来的时候，我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在最紧张的关头，乔木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后来，主席又特意来到我们家门口，准备看望乔木（因为敲错一道门，未成）,这才使乔木从被掀斗的厄运中解脱出来。乔木一直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被“冷藏”了起来。乔木在这一段时间里，读了大量的书。有时，我陪他在院子里种种菜、散散步。就这样度着漫长的苦难的岁月。
1952年夏，胡乔木全家在中南海家中
大约在1968年2月，由于乔木的问题，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勒令儿子退学，并强迫我签字。我又气又恨，不幸中风，左腿偏瘫。当时，我也正受冲击，医疗问题没人管，乔木就和家人一起想办法，在一块木板上装上轮子，上面放一把椅子，做成简易轮椅，送我到医院去打针、针灸。中风还没有完全治好，科学院的造反派就硬把我从家中带走，隔离起来。平时只让我们的小儿子给送点吃的和用的，还不准见面。乔木很担心，无奈之中，他只得求助于毛主席。他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我的病情和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主席很快干预，我才被放回家。在乔木的关心和照料下，我逐渐康复。我和乔木为这事还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的感谢。
记得50年代在中南海住时，李富春同志常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两口子真是秤不离砣，公不离婆啊！”其实，那时候乔木工作很忙，我也忙于自己的工作，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到“文革”期间，乔木和我都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们才真正朝夕相伴，形影不离。后来，乔木多次深情地对我说：“要不是你，我不会活到今天。'反过来，对我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乔木在给我的诗中，充分表达了这样的情感，“抚躬一事堪自慰，唱随偕老相护扶”。
二
乔木始终没有脱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一名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了解、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注意发挥他们的长处；同时，又严格要求他们，不姑息他们的缺点，就像他对待自己一样。
乔木到延安前在上海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结识了当时在上海的一批文化人。到延安后，乔木的工作性质，他对文化学术的爱好，使他总是寻找机会，与各种层次的知识分子交往。特别是1941年到主席身边工作后，乔木对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为后来他掌握、宣传党的知识分子理论，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乔木是自始至终参加的。他那时刚三十岁，精力充沛。主席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相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述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当时，中央在一份党内通知上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但是，乔木多少年来对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一事从不提起。乔木一生坚持“讲话”指明的方向，身体力行，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讲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具体的提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而变化。1981年中央召开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乔木曾就 “讲话”中的一些过时的或不准确的提法，提出了修正意见，很受文艺界、思想理论界的欢迎。
建国初几年，国家面临着恢复经济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任务，乔木的工作负担也很重，除继续担任主席的政治秘书外，他担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等职务，开始独立地主持一些部门的工作。乔木在工作中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并注意调整和改进知识分子政策。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50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识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且，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记得1956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中科院里的气氛特别好，科学家们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形成一种“人心向院”的局面，加上一大批知识分子陆续从国外回来，投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为“两弹一星”的上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在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上出现了摇摆和反复，但乔木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观点，一直没有动摇。1975年乔木复出，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7月份，他一接手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就把工军宣队送回去，把在工厂和农村的研究人员召回来，恢复了长期中断的业务工作。8月，他又受小平同志委托，主持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乔木在修改稿中，首先肯定建国以来“二十六年”的成绩，表明了对说“十七年”教育、科技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种 “估计”的否定态度。并把“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为整顿的重要内容之一，明确指出：“各单位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对本单位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作一次全面的检查，采取适当的措施，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专长，为他们从事科学实践，提高科学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必要的时间，并且关心他们的生活。”而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乔木主持修改的这个《汇报提纲》，同他主持修改的《工业二十条》和经他授意，由力群同志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起，被“四人帮”打成 “三株大毒草”。
粉碎“四人帮”以后，乔木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为恢复和重新制定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费尽心血。1977年8月，小平同志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劳动者。9月，他在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一思想，教育部起草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乔木对这篇重要文章先后多次进行修改。文章肯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从而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从根本指导思想上作了最早的拨乱反正。
同时，乔木也注意在实际工作中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那时候各地知识分子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的很多，向乔木反映情况的也不少，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到知名度很高的文化人。乔木同他们的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私交，甚至素不相识，但他总是满腔热诚，调查了解他们反映的问题，尽力帮助解决。他自己当时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却全然不知老之将至，为许多人的工作、生活操心、奔走。有几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1978年七八月间，乔木接到青岛市图书馆一位同志来信，要求帮助解决该市吴寿彭老先生的译著出版等问题。吴早年加人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任过职，后来从事实业。1955年6月肃反时被逮捕，后免予起诉，于次年2月释放。吴粗通古希腊文，多年来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左的空气依然很浓，乔木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不久，这事也不是乔木职责范围内的事。可是，乔木却义不容辞地管起来了。记得那天他回到家，谈起这件事，很有感慨。他说，“文革”十年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现在应该纠正了。吴做的翻译工作有价值，我们应该发挥其专长。乔木亲自过问此事，请山东省和青岛市有关方面落实吴的工作，还派人与出版社联系解决吴的译著出版问题。出版社提出必须把吴的政治历史问题搞清，书才能出。乔木在报告上批示：“出译书，只要没现行问题，书有价值，即可出。”至于吴的问题，“可以相机调查，吴已七十多岁了，等调查清楚再出书就晚了。”吴寿彭的住房、工作和译著出版等问题，在乔木的关心下，全部得到了解决。
作家沈从文，过去在文学上很有成就，建国以后却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文坛上几乎湮没无闻，乔木在家中常提起这事，很愧惜。1956年时，他就多次让《人民日报》副刊的同志去约他写文章。后来，沈从文的名字和他的文章终于在《人民日报》出现，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1978年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又把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大约是在1979年底，沈从文给木来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在服饰研究方面的情况，同时提出自己的实际困难，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条件太差。乔木工作很忙，他就先让秘书去看望沈从文。秘书回来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他听后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回来后，父子俩向我们描述了沈从文夫妇的住房：两间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的图片，走动都很困难，光线也很暗，冬天再安一个取暖的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但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怎么办呢？乔木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的两间平房。
我和女儿也都支持乔木和儿子的决定。只是后来被主管部门否决了。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乔木这份情意，我和全家人都感受很深。在乔木和有关部门关心下，沈从文的住房问题不久就解决了。后来，他又出面帮沈配备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对沈从文的待遇，他也亲自特批，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沈从文晚年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乔木和聂绀弩的交往又是一例。据胡绳同志说，三中全会后，聂绀弩仍关押在山西，胡绳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找乔木反映，乔木即亲自找当时中央负责人，才把聂放出来。此后，乔木和聂在诗歌创作上有交往，他曾请聂修改过自己的诗。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聂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他向韦君宜要来清样，先睹为快，还主动为这部诗集作序，称聂绀弩的诗是“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聂绀弩得知乔木激赏他的诗作，要为他的诗集写序，致函乔木说：“纶音宵降，非想所及，人情所荣，我何能外？恶诗臆造，不堪寓目，竟遭青赏，自是异数。”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乔木了解到聂已年近八十，体弱多病，身边又无儿无女，老伴身体也不好，生活中困难很多。他就通过有关方面，把他们的一个侄女从湖北京山老家迁入北京，帮助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当他得知聂绀弩患有重病时，他又让秘书向聂绀弩夫人周颖要来了聂的病史，并派人买了各种好药给聂送去。其实，乔木与聂以前并没有什么私交，正因如此，聂绀弩夫妇格外感动。
就我所知，像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如解决钱钟书、葛琴（邵荃麟的夫人）、刘起纤（顾颜刚的助手）等人的住房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乔木都没有少费力气。但他从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这些事，有许多事还是后来我从旁人那里得知的。
三
乔木毕生都在忘我工作，辛勤笔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真是党让干啥就干啥，并且总是把它干好。记得1951年五六月间，乔木因胃穿孔动了大手术，还在休养康复之中，少奇同志来找他。专请乔木代为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那年7月1日是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日，这对取得人民大革命的全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值得庆贺的。中央决定，6月30日在北京集会庆祝，届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40年代乔木曾协助主席编校过《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文献，又曾在主席指导下参与起草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史方面有较多的知识准备，所以乔木欣然从命。
那时已跨进6月中旬，稿子写完后还要留出时间让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审阅真是太紧了。而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家里好像更热，坐在那里不动都是一身汗。当时条件差，家里连风扇都没有。乔木冒着酷热，白天黑夜地写。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就找了把薄扇为他扇风，后来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搞来几大块冰，放在盆里，摆在他椅子周围，给他降温。过了两天，热得实在没办法，他就让我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澡盆上搁一块木板，他干脆坐在水里写。前后写了一个星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稿子终于写出来了，共有四五万字。乔木照例先将它送给主席审阅。过了几天，主席在乔木送审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这可把乔木难住了，他对我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少奇同志交代呢？”后来主席传话过来，少奇同志那里由他去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乔木只得从命。《人民日报》很快就在6月22日以增出一张四版的方式，全文刊登这篇党史作品。记得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就全文播发了。各地的报刊也都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是多少年来，乔木署名的少有的几篇著作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观点，来叙述和总结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历史的第一本简明党史，它在党史教学与研究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乔木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左”倾错误并有所发展，直至十年“文革”，党史界有很多问题都被搞乱了，乔木对此忧心仲仲。三中全会后，乔木担负了在党史工作中拨乱反正的重任。六中全会前一年多，他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主持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为写好这个决议，真是沥尽心血。单是同起草小组同志谈话就有三十多次，“决议”稿的许多部分都是他亲笔改写的 “决议”通过后，乔木又一直希望编写出一部完整、详尽、准确、可信的党史著作。经他提议成立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开始还由他担任主任，后来不担任了，他对党史工作仍一直很关心。他本想亲自主持编写一部党史，但到1990年9月他的病被确诊为癌症后，确实已是力不从心了。在医院和家中，医生都一再叮嘱他静养休息，他只得请胡绳同志尽快主持写出一部完整的七十年党史本子来。虽然他不动手了，可是他的心总是安静不下，他经常思考的还是如何写好这部书。
1990年11月，薄老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完稿，派人将书稿送给乔木，请他提意见。这时，乔木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吃化疗药的反应也越来越大，“兴奋剂”、镇静药轮番交替，支撑着他的病躯。尽管这样，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下来，仔细阅读。周围的同志及全家人，看到他那样拼命，都劝他要遵医嘱，真正休息，但都没有效果。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认为这样下去对乔木的身体危害太大，很严肃地劝他：“胡老，这里是医院，不是办公室，你得遵守医院的纪律，不能再这样工作了！”乔木当着医生的面表示接受“批评”，把稿子收起来，等医生一走，他又拿出来，全神贯注地看起来。就这样，他硬是拖着虚弱的病躯，把薄老的书稿看了两遍，仔细地提出修改意见，派人给薄老送去。
几年来，周围的同志和朋友都劝他写回忆录，他都没有同意。看过薄老的这部书稿后，经大家再三劝说，他才下了决心。1991年6月，在经过仔细考虑后，乔木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个报告，表示准备“写本关于毛主席的回忆录”，重点写他所接触和了解的毛主席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准备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他的报告随即得到批准。而这时，乔木年初在三零一医院做手术，已发现他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骨头上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不认为病情有多严重，又为写回忆录忙开了。他先后同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二十多次谈话，并对按他谈话而整理出的部分稿子作了审定和修改，成为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可惜的是50年代部分没有来得及动手，成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也是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为纪念党的七十周年，乔木又以重病之躯紧张地赶写了长篇论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6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他倾注了最后的心力写成的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理论文章。文章写完时，他已是精疲力尽了。
到了7月中旬，看着他那日渐衰弱的身躯，我真觉得心疼。我坚持要他到北戴河休养。开头几天，我把他看住了，不让他看书写东西，只是每天读读报、谈谈诗，散散步。我常常劝他：“你已经病成这个样子，现在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养好病，今后的时间还长，事情可以慢慢去做。”但是，乔木天生没有这份“清闲”的福气。7月28日，胡绳同志送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清样，请他审阅。这本书是为迎接党的七十周年生日，由尚昆同志、一波同志和他，以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要求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力量赶写的。乔木对这本书很重视。胡绳劝他不着急，看身体情况，慢慢来，着重看七、八、九章就行了。他一拿起清样，又不顾一切了。虽然由于病情加重和药物反应，他经常头晕、恶心，但他还是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把这三章看完了。他在清样上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补写，写得十分精彩。他还写了许多小纸条，就某一事件的史实或论断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又找胡绳来谈了很久。乔木对这部书稿作了很高的评价，言谈之间显得十分高兴。他深情地对胡绳等同志说，要赶快将书印出来，我要对这本书表示负责，要写题记肯定这本书。尚昆同志听了乔木同志对书稿的评价，读了一些重要章节，赞成乔木的意见。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集了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批准了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那篇《题记》，开始为了减轻他的负担，请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代他起草了一稿。他看了之后，亲自动手修改。他反复改了好几遍，才算定稿。定稿几乎是全部重写的。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他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这篇《题记》，是乔木一生写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听说钱钟书读了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这次在北藏河，名为“休养”，实际上工作却是相当忙碌。这一年也是他晚年退休后最辛苦、负荷最重的一年。事实上，乔木一生中又有什么时候曾经轻松过呢？
乔木一生没有放下过他手中的笔。他为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了大量的文件、报告、讲话、指示，甚至一些贺电、唁电、通知之类的普通文稿，都是由他动笔。他长期负责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写过大量的理论文章、新闻评论。乔木为《毛泽东选集》的编纂花费了许多心血，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和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文集和选集的编辑出版也出了不少力气。1981年出版的新版《鲁迅全集》，乔木自始至终给予关心和指导。他亲自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从全书的选题、人员的组织、编辑体例等等都一一提出指导性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一段时期，为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起草这些方面的重要文件，他更是殚精竭虑，日夜操劳。
记得还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乔木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画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乔木的一生，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在晚年，他有了更多的自己支配的时间，更是博览群书，面对中国和世界的现实，不断地探讨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他的思想没有停滞，而是不断发展的。1990年4月11日，乔木给宣传口两位同志写信，谈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新见解。信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使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进了。这正是中国能够在政治风波中站得住的物质基础，今后需要长期努力发展和完善这个基础”，而“东欧和苏联正是缺少这个基础。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封信的内容，可以说是乔木经过深思熟虑取得的对社会主义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认识成果。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四五月间看到乔木的这封信表示赞赏，亲自打电话给乔木，就信中涉及的理论问题，在电话中交谈了四十多分钟。乔木非常兴奋，感到意犹未尽，相约有机会再当面深谈。后因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而未能如愿，这也是乔木一生中的又一憾事。
1992年6月1日，是乔木八十岁生日，我们一家人给他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晚会。儿子为他塑了一尊头像，神态逼真。晚会上还演唱了傅庚辰为他的诗《希望》谱写的歌，不少亲朋好友来向他祝贺，乔木被家人和朋友对他的敬爱所感染，他笑了，笑得那么开心！在他一生中，这是很少见到的。生日晚会后，他高兴了好几天几次跟他说，我希望活到九十岁。大有要“把人生的道路再走一程”的劲头。
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乔木就因癌症扩散引起骨折住进了医院。在病床上，他还对我说我要活到九十岁，我希望做两件事：一是完成对主席50年代政治活动的回忆录的写作；二是重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著作。
在他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非常难受之际，他写了那首送给我的诗。他在解释诗中“此生回顾半虚度，未得如君多建树”这两句时跟我“算了一笔账”，八十年来，参加革命前十多年，没做事；参加革命后，又几次生病，治疗休养，耽误了多少时间没能工作；再加“文革”被耽搁了近十年，有多少事情应该做的，未能完成，仔细算来，真是此生“半虚度”了。他的自我估价过于谦逊了。事实上，我做的工作根本无法同他相比，他称赞我的那些诗句，属于诗人的夸张吧。乔木一生并没有“半虚度”。他一生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大量的、超负荷的工作，他的一生才是“多建树”呢。乔木病危时，陈云同志派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为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这三句话是对他一生辛劳的肯定。
记得在1983年7月，乔木写了一首《小车》诗，赞誉农村干部杨水才的事迹。诗中反复吟诵杨水才的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乔木写道：“小车不倒只管推，路远不过一身灰”，“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扶不起来也没啥，滚滚长江浪浪催。”这些质朴的诗句，我想，正是乔木一生的写照。
难忘的两个月
——回忆随父亲在湖南农村的日子
胡木英
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是那样聪慧，知识那样渊博，对选定的人生道路那样执著，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非常崇敬父亲，这可能是所有的自己拥有一位出类拔萃的父亲的子女们都会有的一种本能感情吧。但要自己动笔来描述，介绍父亲时，我感到自己的笔是那么笨拙，头脑里父亲的形象是那么遥远、那么模糊……
我发现自己身体里太缺乏父亲才华的遗传基因了，否则对再现父亲与我们不多的亲密交谈，对回忆父亲向我们传授知识的种种场合和他的神态时，怎么会感到那么力不从心呢？当时怎么没和父亲多在一起，多谈谈话，当时怎么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怎么回事”的问题呢？如今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了，留下了那么许多的空白，那么许多的问题，那么许多……这无穷的遗憾将会伴随我终生。现在回想起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生活是那么轻快、明朗，世界是那么简单、易于了解。现在失去了父亲，越来越体味到失去的分量是多么沉重，这种沉重随着时日在增长……
冷静下来，回顾自己与父亲相处的岁月，总是许多片断纷至沓来，重合，叠加,难以聚焦。我只能写下最深的几个印象。
印象之一：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似乎永无休止的时候。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桌下放着炭火盆，他就在那里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电灯座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印象之二：父亲在不停地看书、看报、看杂志、看文件、看稿件……似乎只要是文字的东西他都有无穷的兴趣，甚至公园里的说明牌，他也会认真仔细地看，并指出中间的错别字、丢字或错误的标点；在书店的书架前更是挪不动脚步，恨不能把感兴趣的书都翻看一遍。他一生到底看了多少文字，恐怕也无法统计得出来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过这些东西后都能久久保存在他的记忆库里。
印象之三：父亲不爱聊天，爱思考。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他休息的时候。这时的他，不是在考问我们某些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就是在答复我们的问题：这是什么花、草、树、鸟，那是哪首古诗里的名句。如果这时的他不说话，那就是他在想、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像不存在一样。就是他病卧在医院病床的最后日子里，他也还在思考着中国的改革之路问题。他一生思考过多少问题，恐怕也是永远无法得到答案的谜了。我真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手不勤快些,把父亲教我们的知识记录下来；为什么我不勤快些，多问他些他在想什么……真是罪过啊！
还能写出不少零散的片断印象，那么我对父亲还能有些什么稍微完整些的记忆呢？想来想去，真正“单独的”、“长时间”的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就是那难忘的1961年3 月下旬至5 月下旬在湖南做农村调查的日子。说“单独的”是因为家中只有我一个人与父亲在湖南，母亲和弟弟都在北京工作、学习，抽不出身来；说“长时间”，是因为我和父亲连续两个月在一起，这样的日子是从未有过的，即使我们最长的暑假也只有三周到一个月能陪伴父亲；说“难忘的”，因为平时只有休息时才与我们有稍长时间在一起，这次他是在工作。我几乎没有机会这么近地相伴在他身旁，观察他是如何工作的。不过话说回来，说是两个月的时间，实际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也还是有限的。比如这中间有他去参加毛主席、刘主席召开的会议或被找去谈话，他与省、市领导研究工作，与调查组成员讨论研究工作等等，这些时间我都不可能参与；就是他生病在招待所休息时，如我不犯病，他也让我随其他人去调查，让我多了解社会，也不肯让我陪陪他。他还常把我安排在其他工作人员的组里，分别到不同的社队去做调查工作，以便从更多的渠道了解情况。总之，真算算我们在一起活动的时间顶多也只有一半，而他有时间、有精力跟我谈话的时间更是少得可怜了。根据我的日记记录，只有两三次，每次的时间也不很长。但不管怎么说，我总是真正在父亲身旁观察了解到自己的父亲是如何工作的了。
我能有这么好的机会与父亲在一起，却是因为一个苦涩的起因。这要从我 1960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说起。在那个年代，长辈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是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因此，学理工，掌握直接建设祖国的本领也就成了我们这代年轻人自认为的义不容辞的选择。中国科技大学虽然只成立了两年多，但它的教师队伍却集中了中国当代众多著名的一流科学家，能上科技大学，那就是迈出了为祖国科技事业献身的第一步。当时的兴奋和激动对我们那代年轻人来讲是不难想象的。可偏偏老天爷不开眼，我只上了一学期就败下阵来：不知得了一种什么病，莫名其妙就天晕地转起来，直叫你呕吐个够，吃不了东西，起不了床。虽经多方检查也没查出个结果，当然也谈不上拿出治病的高招了，医生的结论只有一个：休息。天呀，这对我会是什么因果效应，谁都能想象得出来。本来我的数理化成绩也就是个中上等，跟上学习进度就很吃力，这一耽误课程，将来还能有戏吗？那时真是难过啊，不单单是生病的难受，还有耽误学业，成为落伍者、失败者的思想负担。不能和自己的伙伴们在一起学习奋进，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前途又在哪里？这种种思想负担更使我难受至极。总之那时的情绪坏透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我来到了正紧张参加《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通常讲的“六十条”）制定和进行农村调查工作的父亲身边。当时主要考虑在北京我一人在家没有人陪伴照顾，休息不好。换换环境，随父亲到农村走走，可能会对我的身体康复有好处。
我是3 月21 日飞到长沙的。本计划先到广州，父亲正在那里开会。可是我晕机太厉害，吐得一塌糊涂，只好在长沙停下来等父亲。父亲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那次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3 月 23 日会议结束后，父亲26 日乘火车于当天夜里十一点回到长沙。我到东站去接了父亲，当时见到他很精神，与来接他的同志很愉快地握手交谈。
第二天上午，他就忙着与调查组的同志开会研究，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如何做好下一步调研工作。当时他的调查组成员中有于光远、王力、胡绩伟、张超、戴邦等，他的秘书商恺同志也参加调查组的工作。那些日子他的工作安排得真紧张，仅以 3 月 30 日和 31 日两天的工作日程为例，当时我们已从长沙到了韶山，3 月 30日早晨就有湖南省委的领导同志来谈话。上午我随父亲参加了韶山大队几个小队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会议。会上大家讨论得十分热闹，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主要围绕着食堂是办下去还是解散的问题。午饭后我又随父亲翻过山去听取调查组张超、赵刚、戴邦等同志关于他们调查的湘乡沙田公社大坪大队几个生产队的情况汇报，了解到那里山林破坏得很厉害，食堂也难以为继。回到招待所已是晚上七点多了。晚饭后父亲又继续与韶山来的公社书记谈话。我听不大懂湖南话，特别是发言热烈时更如坠入五里雾中。父亲对座谈会、社员大会听得很仔细，不清楚之处马上问旁边的同志，还不时在小本本上记些什么。在听干部汇报时记得更仔细了,事情都要求汇报得很清楚，反映情况的是什么人、什么时间，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数字更要求精确。有些问题边听汇报边与大家一起归纳，并讨论下一步要调查的问题，每个细节都想到了。
3 月 31 日上午，我因不舒服没随父亲去参加他与昨天开过会的两个小队干部、社员的谈话，下午我随父亲去听省委调查组史平等同志的汇报。听了汇报，父亲又提出一些问题请他们研究。到晚上，我随一位叫王愈明的同志（可能是省委调查组的）参加一个小队的社员会，父亲仍到昨天开会的那个小队去听讨论。回到招待所后，父亲问了我听会的情况，我讲了会上热烈讨论的情况，还告诉他我们会前到社员家里及小队记工员家里看到听到的情况。我还说多亏了王愈明同志做“翻译”，我才能听懂社员们的讨论。父亲很赞成我们的行动，鼓励我要学会做调查工作。
到了4 月1 日上午，父亲去韶西大队谈话，而我则因不舒服再次休息。下午父亲就因几天的劳累、紧张和感冒而不得不躺倒休息了。可他不让我陪伴他，要我继续随王愈明同志到生产队调查。这次调查我真学到了不少农业知识，比如养一头猪有哪些花销，成本多少，能有多少收益，合算下来是盈利还是赔本。我们那天和社员具体讨论了分配制度的几种方法，并探讨计算了哪种方法最能提高大家的积极性，我们仔细计算各种经济收人、支出，比较办食堂的利弊。那真是认真啊！我们回来后把调查的结果归纳出几条向父亲做了汇报。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在长沙、韶山、湘乡一带来回跑，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各类座谈会、社员大会，又去社员家庭调查了解，听取各级干部的汇报、情况反映，并看了调查组同志们写的各种调查材料。为了能更多地听到社员、干部的真话，也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锻炼的机会，他组织安排了警卫、保健医生等去做调查工作,给他们调查题目，并要求他们把调查结果向他汇报。我就经常被父亲安排跟着医生，警卫深人社员家庭调查。
记得有一回我们在调查时，刚从一家社员家里出来，遇到了一位从宁乡讨饭到湘潭的姑娘，看她皮包骨头的瘦小样子，个头像是十岁的孩子。经我们询问知道，她十七岁了，父母都已饿死了，只剩下她一人；没饭吃，去捡野菜，队里干部不准捡，还把她的篮子踢坏，打了她，她没法子，只好逃出来讨饭。我们去调查的这家社员拿出一碗饭莱给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就走了。当时我们也没有再问她去哪里，今后怎么办。回招待所吃晚饭时我向父亲谈起了这件事，父亲和调查组的同志们都责怪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没有帮她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体会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思想，正是基于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动机才能支持和支配着他们辛勤地工作而毫无怨言。还有一回，我和医生、警卫等几个人去一个小队调查，回来的路上照了几张相。
父亲知道后批评了我，说：不要把下乡当作旅游，要认真学习调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回过头来想想，父亲真正是为了老百姓才那样不辞辛苦，只想着如何尽快纠正原来“左”的政策，使老百姓早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他对老百姓的苦难特别痛心。有一回，我们在韶山招待所门口遇到一个从湘乡来卖布票的年轻人，他说因没钱治病，只好卖布票换几个钱。看他面黄肌瘦的样子，父亲很快从兜里掏出了五块钱，又耐心告诉他卖布票是犯法的。这人大概看我父亲面善吧，又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吃过米饭了，于是父亲又请招待所的服务员拿出几个馒头和小菜给他吃。他几乎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完后，父亲又详细询问他的情况，最后让服务员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公社领导，请公社帮助安置解决。这封信交给了省里来参加调查工作的时任省档案局局长的毛华初同志，由他带给湘乡县委。后来从长沙到武汉做工业调查，曾召开过两次工人座谈会，一次在武汉钢铁厂，一次在重型机械厂。参加座谈的工人都很激动，发言很踊跃，以至原定的一个钟头时间超过很多。座谈都安排在白班下班后，这中间有的工人因饥饿而谈不下去了，父亲赶紧请厂领导拿出馒头等请他们边吃边谈，而他自己则坚持到所有参加座谈会的工人把要说的话讲完了，所要了解的情况全部了解之后才结束座谈。结果晚饭拖到晚上九点多才吃。
我从这些小事中深感父亲对普通工人、农民的理解、同情和热爱。我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算个小知识分子吧，可我接触工人、农民时就不像父亲那样沟通，总像有层隔膜，也觉得没什么好谈的。可是父亲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和他们谈起来，接触起来却一点困难也没有，问长问短，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宁乡有饿死人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后来调查组听说湘乡也有饿死人情况，干部们都不敢向上反映。调查组向父亲汇报了，他马上要调查组的同志去湘乡具体了解，随后父亲决定改变原计划，也到离湘乡县城不远的一个大队去亲自调查。
那是4 月 13 日，那次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永生难忘。一个个骨瘦如柴、面如菜色的大人、小孩，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是亲眼所见，从文字描述中绝对无法想象出来。县里的领导人汇报工作时，居然说不知道那里有饿死人的事。他们看到我父亲那按捺不住的不满神色时，才赶紧检讨工作没做好。父亲也真生气了，狠狠批评了他们,并要求他们尽快想办法解决，不要再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那天是早上出发的，回到韶山招待所已是夜里十一点了。
正巧在这时候，毛主席也来湖南视察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毛主席。除谈了在韶山公社调查解决食堂问题的情况，还特别写到湘乡饿死人的问题。他写道：“……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这封信他是请回长沙开会的毛华初同志带给毛主席的。毛主席收到信后第二天即 4 月 15 日就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作了批示，要他阅后将来信及附文四件“印发给我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毛主席并于当日下午亲自听取了毛华初同志对农村调查情况的真实汇报，他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试点解散食堂。毛主席还提出要注意解散食堂后会产生的问题，并一定要搞好生产。这样父亲与韶山公社党委认真研究解散食堂的步骤及措施更加快了实施。到4 月 21 日，全公社的食堂几乎都全部解散了。这一举措深得韶山百姓的欢迎和称赞。
父亲的身体不好是熟悉他的人都了解的。这次我发现他的身体更差了，特别是神经衰弱加重了。我们是 3 月 29 日去韶山的，4 月 1 日下午他就因感冒体力实在不支，不得不在招待所卧床休息。所谓休息，只是不外出罢了，他仍继续看材料找人谈话、听汇报。在招待所如此休息了两三天后就又开始正常工作了。虽然大家劝他回长沙好好休息一下，可他仍然坚持工作，完成调研任务。结果感冒症状足足拖了半个多月才见好。由于感冒和劳累，他的神经衰弱越来越厉害了，白天稍紧张些，或连续两三天紧张工作，夜里就睡不着觉，虽吃安眠药也常常只能睡两三个钟头。我就曾几次在夜里起来遇到他在加吃安眠药，夜里睡不好，白天没有一点精神，头疼也厉害，那个难受劲，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纵使有千言万语想对父亲说也张不开口了。我不想拿自己那点苦恼再去麻烦父亲，增加父亲的负担。当父亲为调剂一下精神，让我们陪他散步、打牌时，我们都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东扯西拉。我只能在心里默祈他早日健康起来，也只能自己更努力克服疾病的干扰，用更多的精力深人社会，学习、了解社会，使自己更成熟起来，减少父亲为我的身体和学习操心。想想自己的苦恼与父亲所要考虑、所要承担的事情比较起来太微不足道了。也正是这一段对父亲工作和健康的了解，使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放弃了许多与父亲深人交流的机会。我感到他太累了，要承受的压力太大了，我不能再给他增加难题，增加负担了。如何使他在休息的日子里轻松愉快就成为我们陪伴他时的主要任务和课题了。
父亲在这两个月里，尽管工作十分紧张，神经衰弱又日益严重，他还是抽出时间跟我谈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他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可是又怕加重我的思想负担，所以总是引导我谈出自己的想法和问题，然后给我以安慰、鼓励和指导，真可谓用心良苦。
他第一次与我的简短谈话，是在我又一次犯病后。那两天我又晕又吐，饭也没法吃，吃了就吐，我难受得直要哭，只好躺在床上休息。我想，自己病成这样，父亲工作又那么忙，在这里只会给他增加负担，再加一生病，胡思乱想就多了。想到学业，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一起学习的伙伴们……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着急，所以提出回北京。父亲看我病的样子，情绪又不稳定，就竭力劝慰我：“既来之，则安之”，慢慢调养会好起来的，其他的学业、前途等问题现在不要急于考虑，以后再说。现在着急也没用，对养病还没好处。父亲还问我的意见，是随他去韶山还是再在长沙休息几天。我不愿一人留在长沙，况且韶山也是我向往的地方，我决定还是随父亲去韶山。也真怪，经父亲一劝慰，就像吃了定心丸，第二天午休后出发去韶山时，我精神好多了，一路上也没吐，还挺有精神地看外面山区的景色。
第二次谈话是在父亲因睡眠特别不好，不得不停下工作休息的第三天，那已是4月底了。我经过前段的调养，精神好多了，情绪也趋于稳定，而且参加了调查工作，对农村生活，对党在农村政策的调整有了较多的了解，思想开阔多了，不再仅限于想个人的学业和前途了。这次父亲谈得稍多些。他进来时，我正在读小说，于是他就谈起读书。他说，没有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的人就不能算中国人。我说我只读了《水浒传》、《西游记》，只能算半个中国人了。他接着谈到毛主席读了几十遍《红楼梦》，非常熟悉书中的每个人物和细节。我那时是开着收音机边听音乐边读小说的，父亲于是又说到听音乐。他说听音乐也要像读书一样，多听，而且一个曲子要听多遍才能理解它，懂得它的含义。他又联系到美术，说，看画也是这样，只看一两遍那只能看到一个大概，多看，就会发现很多东西。他还说，书和画可以随时看，音乐听完了就没有了，所以要懂音乐自然就困难些。中午吃饭时，他又谈道：“一个人背了包袱就危险了，因为一背包袱就会像戴了有色眼镜一样，看问题就会片面，不深入，甚至不能大胆开展工作，思想就会受到束缚。”这些话虽是对调查组的同志谈的，可我觉得就像对我讲的一样。有了上午和中午谈话的基础，下午的谈话，父亲就深入到我今后的学业和前途问题上了。我原来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认为因病不能继续在科技大学完成理工科学业，就是儒弱的表现，就是逃避困难，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不坚定，因此始终不敢正视自己生病无法坚持下去这个现实，想去学自己较为爱好、功课相对轻松一些的文科的念头也硬把它压下去，不敢说出来。父亲好像看透了我的心，要我先放下包袱，说不论学理工学文科都是祖国需要的，一样为人民服务；不论继续在科技大学学下去，还是转学都不要担忧，父母都会支持。他又问我学文科的话愿意学什么，文科也包括很多科目呢。我说学历史。他马上说，家里有很多历史书籍，你并不爱看，怎么会想起学历史呢，而且学中国历史就要学文言，没有文言文的根底是无法学中国历史的。我说学外国史。他说，学外国史就要学外文，只学俄语是不够的，最好再学一门外语。他还说，讲这些不是要考我，难为我，劝我改变主意，而是帮我想这个问题，无论我学什么他都没有意见，但一旦下了决心，作了抉择，就不要再动摇。
他接着讲了一个寓言：有一只毛驴，在它身边不远的左、右方各有一堆青草，两堆草的好坏、多少、距离都一样，毛驴在中间很动摇，先吃哪堆呢？想吃这堆，又舍不得放弃那堆，结果两堆草哪堆也没吃着，它就饿死了。寓言告诉人们做事不能动摇，动摇是没有好结果的。父亲还劝我找一些学文科的同学谈谈，更多地了解文科的情况，坚定自己的信心和巩固自己的兴趣，这样就不会半途而废了。
父亲一席话，使我后来很快坚定了转学的决心，经过一段了解和努力，最后选择了外交学院，学习了英文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虽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毕业分配未能按学院的初衷进行，但我丝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而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与父亲的这一席话是分不开的。
5 月下旬，我和父亲前后脚回到了北京。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神经衰弱已严重到无法拿笔写文章的地步，他被迫放下一切工作彻底休息。于是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请假去休息一段时间。毛主席很快写了回信，劝他“你须长期休养，不讲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还要“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叮嘱“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
父亲果真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从 1961 年下半年一直休养到“文革”开始。正如父亲讲的，“幸亏”这段时间养病了，否则是过不了“文革”这关的。也正是有了这段的休养和渡过了“文革”的关，他才能够在“文革”后把积起来的光和热无私地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我眼中的爷爷胡乔木
胡栩娇
“红墙有幸亲风雨，青史何迟辨爱憎！往事如烟更如火，一川星影听潮生。”
一百一十年前，民国政府刚成立，在江苏盐城一个叫张本的小山村里诞生了一个堪比“文曲星下凡”的男婴，一个与中共党史密不可分的人，一个影响了我一生的人，我的爷爷胡乔木。
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旁人眼中不苟言笑的大首长，却是对我和颜悦色、令我最敬最爱的人。
一、闹革命不当“学霸”
有次爷爷见我放学回家闷闷不乐，过来问原由。爷爷已不再浓密的头发总是整齐的向后梳理着，年轻时墨黑的双眉被岁月之笔在眉尾处添染了些花白颜色。爷爷的眼神总是慈祥专注、深邃而睿智，每当他微笑时显得格外亲切，还带着一抹独有的书卷气。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怕是已经洗过太多次，衣领已经不再那样挺括，却找不到半点污渍。外面套着一件穿了多年的驼色羊毛开衫，包裹着他略显瘦削的身体倒有些宽大。“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每读及此诗，我都会想起爷爷。
我答上课“接下茬儿”被老师批评了。谁知爷爷笑着说他上学时也不“安分”。原来少时的爷爷受到正直勇敢的太爷爷影响，酷爱读书写作、思想进步。18岁考上清华物理系，机缘巧合改读历史。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20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还为功课、考试烦恼的年纪，爷爷已经认定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为“闹革命”提早离开校园去了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上海。在敌人的眼皮下，他和两个妹妹开展地下工作，把家里寄来的生活费大部分用于宣传活动，以及帮助家境更贫寒的同志，兄妹三人节衣缩食勉强度日。当时爷爷任“文总”宣传部长，写标语发传单，还要和特务斗智斗勇。
听到爷爷和两位姑奶奶艰苦危险的经历，我又难过又感动，心潮澎湃。遥想当年爷爷在白色恐怖之下，首次以“乔木”为笔名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鼓励深受苦难的民众勇敢反抗，用青春的爱国激情，以笔化作长枪，将满腔怒火化作一篇篇斗志昂扬的革命檄文，如同一颗颗穿膛的子弹射向阴险残暴的反动派，如同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激荡回响在人民心中，何等意气风发！
二、战斗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国庆彩排，爷爷带我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望着长安街上行进的仪仗队，爷爷回忆着毛主席当年在此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民广场上的群众欢声雷动、国歌嘹亮、红旗招展。时年37岁的爷爷站在城楼上何等激动，和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共襄盛举，亲历了古老东方民族揭开历史新篇章的难忘时刻。爷爷当时兴奋地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一重要社论，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体中国人民做出的郑重承诺，向全世界发出了中华民族从此将独立自主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强音！
回到家我意犹未尽，继续缠着爷爷讲战争故事。随着爷爷娓娓道来，我眼前浮现出战火纷飞的年代，爷爷做调研、写时评、发新闻稿、帮毛主席整理修改文件。在昏暗的陕北窑洞里，在微光如豆的油灯旁，在残缺不全的炕沿上，爷爷始终奋笔疾书。他随毛主席参加了危机四伏的“重庆谈判”，协助起草了《双十协定》，目睹了这一载入史册的重要时刻。在枪林弹雨中跟在毛主席身边转战陕北，经历了与敌人擦肩而过的惊心动魄，见证了毛主席临危不惧的神机妙算。
重要关头，爷爷写下了精辟的《驳蒋介石》及几十篇文辞犀利的社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针见血的批评，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蒋介石颠倒黑白的无耻谎言，大力抨击了其腐败政府仇视共产主义、阴谋煽动内战的反动本质。为我党在政治上争取主动、打赢舆论战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难怪毛主席曾经说：他有“一文一武”两支队伍。一支是冲锋陷阵、浴血杀敌的武装力量，一支是播放“红色电波”、投放“精神炸弹”的文装力量。文武默契配合，方可百战不殆。如果没有革命先驱无畏牺牲、百折不挠的斗争，何来我们现在单纯幸福的生活呢？
三、神奇的大脑
爷爷这一生看过的书至少有十几万册吧。他看书一阅十行、过目不忘。他把所有看过的知识放进他的大脑，就像储存进一台超级电脑一般，随时需要随时调阅。
从小受爷爷影响，我也爱上了读书。有一回我想找本人物传记的书来看，就去请教爷爷。爷爷便领着我来到家里的超大书库。一打开门就如同进入了一个简洁朴素的小型图书馆。上百个高大威武的铝合金书架被分成三组六排，背靠背站了两排，靠墙站了两排，三组间只留下两条不太宽的走道。
几乎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新的旧的、厚的薄的、中文的外文的、精装的简装的，各式各样的书。 爷爷径直走到其中一个书架前，我抬头望着每本书书背上显示出的名字，寻找着自己感兴趣的标题。爷爷从高过我头顶的搁架上取下来两本，把书递给我的同时说道：“这两本应该适合你看。多看传记类的书，从别人身上学习优点。”我点着头接了过来，一本是《说岳全传》，另一本是《叶卡捷琳娜大帝》。
爷爷又问我还有没有其他想看的书，我掂量着手里这两本并不太轻的书，摇了摇头。
“嗯，以后想看什么书再告诉我。”爷爷笑吟吟地说，转身朝外走去。
走到门口我又望了望这些被塞得满满的书架，和被书架占得满满的大书库，这里至少有好几万册书吧，爷爷居然连想都不用想就找到了我要的书，真是太神奇了！
然而这种神奇的事情并非只有我遇到。爷爷的秘书告诉我，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爷爷除了依然做毛主席的秘书，还担任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诸多重要职务，忙碌得恨无分身之法。因为爷爷的缘故，家里每天都有新鲜出炉的报纸。看过的报纸都会被小心地收集起来，每年就会有一大厚本合订集。有很多次爷爷要找某篇文章时就会告诉秘书：找某年某月某日的第几版，文章在版面的什么位置。经过多次验证，分毫不差，他们对此也是啧啧称奇。
爷爷不仅博闻强记还学贯中西，对外国的名家典著也是信手拈来。无论是该书的存放位置抑或是旁引某段文章的出处，工作人员只要按图索骥都屡试不爽。时至今日仍被他们津津乐道，传为佳话。
四、低调的“第一”
邓力群爷爷说过：爷爷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张扬。“他写社论、评论、消息，都不署名。起草中央文件，替毛主席起草电报、指示，更不署名。”“《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直到最近（指爷爷文集出版）我才知道是他多次修改定稿的。”爷爷写的文章不胜枚举，但署名发表的很少，《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还是他自己颇为满意的作品呢。
爷爷一直拒绝写自传，决定动笔写《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时，身体已经不大好了，抱憾没能全部完成这部党史著作。而《胡乔木文集》、《胡乔木传》、《胡乔木书信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胡乔木谈新闻出版》、《胡乔木谈语言文字》、《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忆胡乔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等，都是在他辞世后由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写作组的同志们辛苦整理编辑完成的。
爷爷在家很少提及工作，还是他的秘书时不时地告诉我一些爷爷的著作。
解放前夕，爷爷参与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初期，爷爷起草了党史力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中央领导人共同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与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在80年代再次协助中央领导修改了《宪法》及《党章》。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主持编辑《毛泽东诗词选》、《邓小平文选》、《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任弼时选集》、《陈云文选》，主持了《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倡议编辑《当代中国》丛书，协助邓小平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重要集册文献。
爷爷不仅对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了然于胸，还熟谙马列主义，对国际局势洞若观火。他四次随同中央领导访苏，执笔彪炳史册的扛鼎之作《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毛主席的指导下调整修改《莫斯科宣言》。
爷爷到了晚年身体越来越虚弱，仍坚持参与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并撰写题记。在癌细胞扩散的状况下，拼尽全力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巅峰力作《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当我写这篇文章时，用电脑打字，上网查资料，都要费时数日。想到爷爷却是用一双眼睛看、一支笔来写，这要付出怎样的艰辛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可能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毛主席谈及此事时，曾笑呵呵地用手估摸着比划了个半人高的尺度。我猜只多不少。爷爷对自己的要求一向苛刻，尽管他已是众人心中的理论大家、党史大家，但他对自己写出的每篇文章都是斟字酌句、反复推敲修改。爷爷曾经对我说过：“所谓天才，就是九十九分的努力加上一分的天赋。” 爷爷这一生笔耕不辍、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让我始终牢记这句话。
毛主席说：“靠乔木，有饭吃。”邓小平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这个“第一”得来谈何容易呢！
五、大百科式的全才
爷爷的书房是不许随意进入的，而童年的我常常仗着爷爷的宠爱长驱直入。
他简朴的书桌上摆放着一个素净的白瓷笔筒，里面插着好几支都已经削好的黑色和红蓝两色的铅笔；一本总是翻开的日历，清楚呈现着当天公历及农历相对应的日期；一个朴实无华的小瓦盆里栽着看似小巧纤弱却永远亭亭净植的文竹，层层叠叠的形状、棱角分明的轮廓，宛若一位娴静儒雅的学者端立于案头。一只被雕刻得惟妙惟肖的深灰色水牛安静地俯卧在旁边，一双醒目的大眼睛谦和地注视着远方。一部从不轻易响起的红色机要电话机就放在爷爷伸手能拿到的位置。书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对联，上书鲁迅先生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恰到好处的行楷添一分则凌乱，减一分则死板。
那日我又跑去书房，没发现“主角”，一回身便看到这幅素日里常见却熟视无睹的对联。我索性将关注重心移到这上面，恰巧此时爷爷走了过来。
爷爷背着手走到我身旁，一开口那熟悉温暖的声音便轻传入耳。
“上面的字都认识吗？”
我抬起手遥指着“孺”字问：“这个不认识，什么‘子牛’？”
爷爷微笑着告诉我“孺”字的读音和意思，并将整幅字念给我听，又耐心解释了这些话的含义和出处，还说这是他的座右铭。但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千夫所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应该如何“横眉冷对”？既然是铮铮铁骨的硬汉又是为了什么样的人才肯俯下身去“甘当孺子牛”？
我含糊地说：“反正就是：对坏人要坏，对好人要好。”
爷爷听了“呵呵”地轻声笑了起来，摸了摸我的头说：“也可以这么说吧。”停了一下又说了句：“等你上学了应该会学到。到时候你就会更明白了。”
果然，后来在校园里学到了鲁迅先生的多部作品，形成了我爱憎分明的性格。
课本上收录了很多名家名篇，妈妈看到上面有巴金先生的作品，就告诉我：由巴金先生首先公开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是在爷爷不顾年逾古稀仍多方协调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建成的。爷爷73岁时还亲临文学馆开馆典礼，并代表党中央发表了讲话。
“爷爷真是太厉害了！”
“还不止呢。就连你现在经常查的《现代汉语词典》也离不开爷爷的指导编辑；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天天写的简化汉字、汉语拼音，也是你爷爷在担任中国文字委员会委员时积极参与并推广的。”
其实还有我长大后才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爷爷提议并主导筹备编辑的。
有一回，我说错了奶奶的工作单位，把中国科学院说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奶奶又气又笑地说：“这个可不能弄错了。社科院可是你爷爷的恋爱对象呢！”
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年轻优秀的人才，65岁的爷爷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义不容辞地担任了首届院长。万事开头难，在当时并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爷爷为了激发全院上下一心努力工作，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带领全院打扫厕所，这可是当时的“重磅新闻”。为了将之打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智库，无论在社科院的思想、学术、组织建设方面，爷爷事必躬亲、高屋建瓴，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原来爷爷要管这么事啊，难怪总是那么忙！”
“当然啦！你爷爷就是闲不住。”奶奶停顿了下，又说：“你们学校前些日子不是组织去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吗？那个也是你爷爷倡议并筹建的。”
我当然记得：宽大的展馆、丰富的展品、详实的资料、讲解员动情的叙述，深度还原了当年惨烈悲壮的场面，现场的很多同学都流下了难掩的热泪。勿忘国耻、铭记历史、发愤图强、报效祖国，一颗颗爱国的种子就这样播洒进了我们年少的心田，生根发芽。原来无论是从馆址的选定、馆内的设计到布展、办展的大方向以及纪念馆肩负的重大使命，都浸透着爷爷的心血。
爷爷就是这样一位退而不休，为了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用来形容爷爷再恰当不过。
前些日子朋友在延安大学看到爷爷和冼星海合作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并传了照片给我。立刻勾起了我的回忆：《胡乔木诗词集》中有这首歌词，而且还有《青训班班歌》以及他就读过的扬州中学校歌。爷爷作为严肃谨慎的理论家在中国的舆论阵地上，殚精竭虑、披肝沥胆，将其横溢的才华、深刻的思想、过人的智慧诉诸笔端、激扬文字，成就了多篇荡气回肠、发人深省的不朽力作，坚定不移地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同时爷爷也是一位热情浪漫的诗人。无论是新体诗、旧体诗，他都驾轻就熟。《人比月光更美丽》是他过世前出版的自编诗集。
“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不朽文”！
六、祖孙时光
为了让我增广见闻，爷爷常会带我外出。一次带我参观了北京首个建成的室内温室植物园。由于三面墙及顶棚都是玻璃，室内宽敞明亮。据植物园园长介绍，室内摆放的都是从国内外不同的温热带地区移植来的植物。为了模拟其生存环境，让它们能够在“新家”里也茁壮成长，室内保持四季恒温。湿润的空气，淡雅的花香，人在其中如沐春风，仿佛置身于一个奇花异草的美丽世界。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千姿百态的植物，我兴奋地问个不停。园长一面向爷爷汇报工作，一面要应付我的提问，一时间有些窘迫。爷爷略微侧了下头，扫了我一眼。虽然没有半句责备，但爷爷的目光让我感到这已经是他对我最严厉的表情了。我立刻安静下来。
我东张西望地走走停停，爷爷不但没催我，反而常常放慢脚步来等我。听到园长正在特地向爷爷介绍一种名叫“含羞草”的绿植，我立刻凑了过去。这盆植物看起来平凡无奇，幼小的叶片由长及短沿着细细的茎紧密对称地排列着。园长对我说：“你可以摸摸它。”刚进温室时爷爷就曾嘱咐过我：只许看不许摸。
我犹豫地看看爷爷，他微笑默许，我才敢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碰了下那株草。谁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两排整齐的叶片刹那间闭合在一起并低垂下来，仿佛受到了惊吓又好像真的害羞了。静待一会儿，它又会娇滴滴地张开怀抱。“植物还会动，太好玩了！” 这下我可算是彻底被征服了。逗着活泼的含羞草一张一合，我玩得不亦乐乎。耳听着园长继续向爷爷介绍着植物的目、科、属、种…声音渐行渐远。直到传来警卫员向我靠近的脚步声，我才发现爷爷他们已经走到了这排花架的尽头。爷爷一直站在远处耐心地等着我，见我走了两步又恋恋不舍地回望小草，竟哑然失笑了。
行程过半，爷爷一直认真地听着园长的介绍，并不时点点头。忽然爷爷站住脚，似乎是哪里出错了。只看到爷爷在慢条斯理地向园长说明，对方听完后招呼一个站在角落里的小伙子，耳语了几句，那个小伙子就迅速跑开了。我们走到最后一排花架前，刚才的小伙子跑到园长旁边低声说了几句。他一走开，园长就露出惭愧的表情，“首长说得对，刚才确实是我介绍错了。”
爷爷摇摇头说：“这两种的确很相像，要非常仔细地辨认才可以分清。”
园长的眼神里瞬间充满钦佩，“没想到首长连这个都注意到了。”
爷爷摆摆手，一行人继续走着，园长的态度更加毕恭毕敬了。虽然我没搞清楚具体问题是什么，但是看到连植物学方面的专家都对爷爷这般佩服，我不禁自豪地扬起了头。
爷爷博览群书、学富五车，让我崇拜得心悦诚服，从此更加明白开卷有益。
爷爷在院子里散步时，我都会像个“小尾巴”一样寸步不离。“爷爷，为什么天是蓝的？”“为什么草长不高？”“这个叫什么花？”无论我提出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爷爷都一一作答并细心解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他，简直就像一部“行走的大百科全书”！
有次我故意问了一大堆问题，爷爷笑哈哈地说：“你就像十万个为什么！”我还以为爷爷在开玩笑，也跟着笑了起来。谁知第二天，爷爷就让妈妈交给我一本简易版《十万个为什么》，还说有什么看不懂的就去问他。爷爷经常鼓励我要多听多看多问多学，还告诉我：好奇心就是我们探索未来世界最好的工具。
虽然爷爷天天都在看书、写文章、批阅文件，但他从来不会“两耳不闻窗外事”，百姓民生可是爷爷时常记挂在心上的国家大事。爷爷去一家玻璃工厂视察工作时带上了我这个“小尾巴”，长大后才知道那就是现在鼎鼎大名的“福耀玻璃”。爷爷是希望我多了解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了解老百姓的实际生活。
当我首次进入空间巨大的厂房，听到机器的雷声轰鸣，看到身着灰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一切都是如此朝气蓬勃。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到一台如巨兽般的机器，张着血盆大口，源源不断地吐出好似火山岩浆一样呈半固态的玻璃。一条由几百甚至上千支不停滚动的钢管紧密排列组成的传送带，绵延近百米。像超大面皮一样软绵绵的玻璃，通体闪耀着朝阳般温暖而炽热的桔红色光芒，铺陈在快速转动的钢管上，缓缓向前移动着。最后流向一个超大的水面，渐渐成型为坚硬透明的玻璃。
“原来玻璃是这么变出来的！”一路上讶异得合不拢嘴的我跑到爷爷身边，大声地说。爷爷和工厂的陪同人员一直走在前面。对方正向爷爷详细汇报工厂的规模、设备，玻璃的产量、销量，未来的生产计划等严肃问题，突然听到我幼稚的话语，爷爷和在场的人都忍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在爷爷心里，国家的事就是他牵挂的事。他关心的范围之广常出人意料。我小时候正赶上“女排热”。一天我正在看电视转播女排比赛，爷爷背着手走过来。我以为一向看似文弱的爷爷不会关注体育，没想到爷爷竟挨着我坐下来，还饶有兴趣地问我赛程、比分。
当女排扣杀得分，我们就齐声欢呼；当我方失利，我俩就同时唉声叹气。其中有一球打到了对方的边界线，爷爷以为出界了，就无比遗憾地喊了声“哎呀！”我眼更尖，看到球是刚擦到线，于是我大喊着：“是界内，是界内！”果然，电视机里几乎同时传来了解说员兴奋的声音：“是界内球！裁判判定得分有效！”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加油声。爷爷也开心得像个孩子，边拍手边大笑着说：“好！好！”
可惜欢乐的祖孙时光没过多久就结束了。爷爷站起身来看着我说：“你继续看吧。”又背着手走开了。我真希望能和爷爷多呆一会儿，可是我知道对于爷爷来说处理公事才是最重要的。
没想到女排夺冠后不久，爷爷就给了我一份巨大的惊喜。他把我带到了漳州女排集训基地，慰问载誉而归的运动健将们。事关祖国荣誉，爷爷又怎能不惦记呢？
居然能够和为国争光的冠军们面对面、零距离接触，我激动得心花怒放。“铁榔头”郎平、“二传手”孙晋芳、教练袁伟民……爷爷向她们一一表示祝贺并鼓励她们再接再厉。站在这群比我高出一倍的运动员之间，我觉得自己就像走进了充满力量的巨人王国。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喜悦，热情地握手、致敬、道谢，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的海洋之中，也成为我毕生难忘的经历。爷爷还专门写了首诗《中国女排之歌》，赞扬女排不怕苦不怕累、为国顽强拼搏的精神。从此，我理解了爷爷说的，“要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七、书生的浪漫
爷爷奶奶的工作都很繁忙，但只要在家他们就形影不离，伉俪情深是出了名的。
有一次我曾经好奇地问奶奶：“爷爷以前是怎么追你的？”
奶奶听了哈哈大笑，“你爷爷是个书呆子！”
奶奶边笑边回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工作的需要，爷爷奶奶先后来到了他们一心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在离延安不远的泾阳县，爷爷分管“安吴青训班”的教学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同样怀揣革命理想、英姿飒爽的奶奶。由于共同的信念，随着工作中不断接触加深彼此了解，爷爷以其独特的文人方式——书信传情，向“后知后觉”的奶奶表达了倾慕之意，于是两颗年轻美丽的心灵碰撞出了纯净而灿烂的爱情火花。
婚后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晶——我姑姑就问世了。而另一个喜讯也从天而降：毛主席点名要爷爷当秘书。这个点将令缘于爷爷两年前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吸引了主席的注意。一到主席身边，他就协助编辑了著名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得到了毛主席和广大党内同志的肯定和赞许。之后他参与起草了中共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记录整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毛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话整理成名篇《为人民服务》。这份工作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一做就做了二十来年，可以说是改变了爷爷的一生。
奶奶还告诉我，爷爷原名胡鼎新，取革故鼎新之意，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将爷爷的笔名改为名字，“胡乔木”才得以正式启用。也由此改写了奶奶的名字——谷羽，爷爷取自诗经“出于幽谷，迁于乔木。”
奶奶眼中温柔深情的目光，让我看到了爱情最美的模样。
八、谁人不爱他
在我眼里爷爷奶奶就是这世间最好的人。然而爷爷在自己的诗《歌者》中这样写道：“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我不明白，爷爷这么好，怎么会有人不喜欢？
他总是待人真诚坦率，与陈云、张闻天、杨尚昆、邓力群、叶子龙等很多同辈“老革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非常乐于助人，例如和钱钟书、季羡林、沈从文、叶籁士、龚育之、丁玲等等（恕不赘述）的来往中，或有生活中的关心，或有工作中的指导。甚至是帮助他并不熟悉的人，而且从不求回报。
“纵然海知道，天会有暗时，希望告诉心，云必有散时。”
尽管爷爷正直不阿、谦虚谨慎，然则身居要位，承受了多少不为人道的压力、委屈和痛苦磨难。正是他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国家的坚定热爱，对人民的真挚关心，才会永远胸怀希望，终其一生无怨无悔地执着奉献。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惦念的仍是他深爱了一生的党、国家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爷爷生前把盐城老家的故居捐给了当地小学，建成了一座“六一图书馆”。并留下遗嘱：将其近十万册藏书、资料全部无偿献给国家和人民；捐献眼角膜；捐献遗体……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竭忠尽智、正道直行、公而忘私、德隆望尊…多少赞美的词汇都夸不够我最亲爱的爷爷！无论是儿时的疼爱教诲，或成年后的留恋怀念，感谢人生路上始终有您在我心中相依相伴，为我迷茫时指明方向，当我脆弱时赋予力量。“小车不倒只管推，路远不过一身灰。”
爷爷，生日快乐！
乔木常青
一一纪念胡老诞辰110周年
邓瑾
六•一，是你的生日
我要在蟒蛇河畔多栽些松柏
雄伟苍劲，肃穆威严
也要在你故居周围种植石榴、紫薇和牡丹①
姿影婆娑，清贵芳华
冰凉大理石
早早被人民的缅怀捂热
露珠和鲜花映衬出你恬淡娴静的身影
我们低声向你问安
用祈祷的方式，修复那些疼痛的话语
滔滔延河水是你的澄明和清幽
巍巍宝塔山是你不朽的中华魂
你轻掀世间风云异色
体悟到人比月光更美丽的妙境
在你身边的日子③，辉映着你的光影
你以向美向善向上之心
让我懵懂的视觉更加辽远
你凌驾于霹雳之上
留下巨著三卷，那载入史册的文献
像繁星照耀无限的蓝天②
岁月催人，删繁就简
如今，我们已用掉了半个世界
在镜头里孤寂成一张老照片
但偏执情感依然锁定那个院落
每一次回忆，都是回家的过程
我深信一杯二锅头④的度数
足以让一座城倾倒
乔木常青，情系红墙
张开双臂，拥抱的还是昨天的温暖
（注：①石榴、牡丹、紫薇。盐城市市花。②像繁星照耀无限的蓝天，选自胡老《茑萝》③在你身边的日子。选自海潮兄纪念胡老作品题目④二锅头。胡石英“御用”琼浆。）
2022年5月14日
